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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也都成為南方士族的仇人，因此利益上與朱棣是一致的。

言官們都很年輕，與朱棣的“靖難”無關，因此他們更多的是就事論事，認為皇上“輕去金陵，有傷國體”。朱棣對這些言官非常惱火，但不能像對待蕭儀那樣，一概殺之。他於是心血來潮想出一個辦法，讓這些科道言官與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門外跪下對辯。遷都究竟好不好，讓雙方各抒己見。

當其時，正是“清明時節雨紛紛”的時候，午門外的廣場上，言官與大臣分跪兩邊，個個都淋得落湯雞似的，但誰也不覺得尷尬，也不覺得侮辱。他們爭論得面紅耳赤，一天沒有結果。朱棣讓他們第二天再來午門下跪辯論。雨還在不緊不慢地下著，朱棣在城樓上不慍不火地看著。官員們冒雨下跪，不依不饒地爭論著。這場景看起來有點滑稽，然而中國的中世紀的政治，便是在這種滑稽中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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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首都的確立與朱元璋的猶疑

朱元璋於1368年創立大明王朝，雖然定都南京，但似乎從一開始，朱元璋就覺得南京不是很合適。因為它偏安江南，對控制遼闊的北方十分不利。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了一個詔書，言道：“江左開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為南、北京。”大梁即今天的開封。朱元璋出於戰略考慮，提出設南、北兩個都城。還有一說就是襲漢唐的舊制，將長安（今西安）列為都城。朱元璋覺得自己年事已高，完成不了首都北遷的任務，便將希望寄託在懿文太子身上。誰知懿文太子早夭，定都關中的計劃落空。方孝孺的《懿文皇太子輓詩》寫道：“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講的就是太子曾去西安做遷都前期籌備工作的事。

自秦開始，中國曆朝的首都，大都建在北方。宋之前，長安、洛陽、開封都曾做過都城。其中以長安的時間最長。南方如金陵、杭州、揚州等處，亦曾做過都城。奇怪的是，在南方建都的王朝，大都短命。而都於北方者，大都國祚長久。這皆因在漫長的歷史中，以農耕文化為主的漢文明，始終受到北方少數民族遊牧文化的衝擊。在冷兵器時代，漢人的溫文爾雅怎抵擋得住“胡人”的鐵馬金戈。建都北方，主要是為了抵禦異族的入侵。

朱元璋滅元之後，卻沒有將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直接定為首都，仍然選中金陵營造他的皇城。這大概是因為朱元璋出生淮右，而且骨子裡頭視“胡元”為異端，因此對元朝的都城從感情上厭惡。但是，從洪武二年起，他就對定都金陵產生了動搖。

朱元璋的遷都念頭，雖然從沒有打消過，但也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為解決西北和東北的異族入侵，他不是採取遷都北方就近指揮防禦的辦法，而是改用“封王”制，即把自己的兒子分封到北方各邊，擔負起剿撫夷狄的任務。關於這件事，鄭曉的《今言》有載：

國初都金陵。以西北胡戎之故，列鎮分封，似乎過制……今考廣寧遼王、大寧寧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寧夏慶王、甘州肅王，皆得專制率師御虜。而長陵時在北平為燕王，尤英武。稍內則西安秦王、太原晉王，亦時時出兵，與諸藩鎮將表裡防守。

北方，包括東北和西北，都有虜患。朱元璋於此分封九個兒子，統兵御虜。天下的軍權，多半都在自己的兒子們手上，所以，生性謹慎的鄭曉也微諷“似乎過制”。這九位親王，都曾經與虜敵交過手。但真正對穩定北方控制強虜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時為北平燕王的朱棣。

朱棣奪位與遷都北京（1）

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在朱元璋的二十六個兒子中，他是最能幹的一個。北京之所以成為明朝的首都，清朝繼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繼之，其發脈者，就是這個朱棣。

朱棣十一歲被封為燕王之後，朱元璋安排他同另外幾個未成年的藩王一道回到老家鳳陽讀了幾年書。他二十一歲就藩，所謂就藩，就是前往分封地居住。朱棣到了北平後，經常率兵從這裡出發，到東北或西北與“戎虜”作戰。多年的沙場生涯，培植了他君臨天下的胸襟。他的父親朱元璋駕崩之後，傳位於太孫朱允炆，是為建文帝。這位年輕人斯文儒雅，但缺乏謀略與膽氣。俗話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治國，同樣也會弄出紙上談兵的悲劇。因此，朱棣對侄兒登基後的所作所為，不但嗤之以鼻，而且深為不滿。傳說朱允炆即位的第一年冬天，朱棣在北平的燕王府邸大宴賓客，其時天寒地凍，朱棣出一上聯讓人對：“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在座的姚廣孝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