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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上京屬於前者，而麗江則屬於後者。

麗江位於雲南西北部，距昆明約一千兩百餘里。關於這座城市的建設時期，各類史書中均沒有確切的記載。在唐朝時，麗江曾稱麗水，但那並不是指一座城，而是指金沙江與瀾滄江之間的大約六百平方公里區域。這是納西古國的版圖。那時的納西王，顯然還沒有一座像樣的城堡。據《雲南通志》記載：古時這一片區域只有一個土官衙門，設在通安，在現在的麗江城東面三里。忽必烈革囊渡江來到這裡，麗江城還不存在。《麗江府志略》記載，麗江縣的設定是在阿甲阿得歸順朱明王朝的1382年。由此推斷，麗江城的建造不會早於洪武十五年。兩年後，朱元璋又給已更名為木得的阿甲阿得頒旨：

朕設爵任賢，懸賞待功，黜陟予奪，俱有成憲。惟蠻夷土官，不改其舊，所以順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乃者命將入黔中，土官木得，世守銅川，量力審勢，率先來歸；復能供我芻餉，從我大兵，削平鄧川三營之地；獻歲之初，萬里來貢。似茲忠款，宜加旌擢，今授中順大夫、麗江府知府。

從這道聖旨推知，木得已完全服從了中央政權的領導，他不再是納西王而是帝國官員系列中的一名知府，所不同的是，他的知府職位可以世襲。應該說，這是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一方面，是朱元璋採取了比較正確的民族政策，即“惟蠻夷土官，不改其舊，所以順俗施化，因人授政”。這短短几句話，細究起來，可謂內容豐富：不改其舊，就是給予民族自治的優惠政策；順俗施化，就是在尊重各民族風俗習慣的基礎上，施以教化，讓其學習中原文明；因人授政，則表明了中央政權的原則和立場，被任命的土官，必須與朝廷同心同德，否則，給授的官職不但可以收回，而且還必須接受處罰。這方面的例子，在明朝並不在少數。如洪武二十五年，建昌衛（今西昌）土司月魯帖木兒造反，想脫離王朝獨立，柏興州土酋賈哈刺跟著起鬨。官軍立刻前往圍剿，兩人皆被誅殺。兩處的世襲土官也從此革除，改任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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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少數民族政策

羈縻與因俗施化：明朝的少數民族政策

在總結前朝民族政策的得失而建立起來的明代土司制度，可謂完備。《明史·土司傳》明載：“漢武置都尉縣屬，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歟！迨有明踵元故事，大為恢拓，分別司、郡、州、縣，額以賦役，聽我驅調，而法始備矣。然其道在於羈縻，彼大姓相擅，世積威約，而必假我爵祿，寵之名號，乃易為統攝，故奔走惟命。”

我認為，這段論述並沒有朱元璋給木得的第二道聖旨那樣雍容大度。作為民族政策，“然其道在於羈縻”與“因俗施化”這兩句話有著質的不同。前者立足於控，而後者著意於導。控字當頭，彰顯的是武力；導字當頭，提倡的是文明。作為大一統的國家，中央政權沒有威嚴不行，但一味地殺氣騰騰，對反抗者只會鎮壓而讓其威服。恩威並濟，則是朱元璋民族政策的兩手。

在整個明朝，木氏家族與中央政權的關係，一直良性地發展。按《納西族史》的說法：“明王朝依靠木氏土司加強了對滇西北的統治；木氏土司也在明王朝支援下，不但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也造就了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的局面。”

朱明王朝對忠於中央政權的木氏家族，的確呵護有加、優渥禮遇。終明一朝，見之於記錄的賞賜有二十八次之多。1383年，阿得剛一歸順，朱元璋就親筆題寫“誠心報國”四字，製成金腰帶賜給他。阿得投桃報李，多次帶領自己領導的“義兵”協助官軍前往圍剿反抗朝廷的另外一些少數民族部落。

研究麗江在整個明朝的發展情況，與其說是“羈縻”手段的作用，倒不如說是“因俗施化”的政策導向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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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天堂的要求建造的城市

今年的八月末，我曾對麗江古城有過一次短暫的訪問。一出機場，便看到機場停車坪外矗立的一塊巨型廣告牌，上面繪有著名導演張藝謀的大幅畫像。麗江市政府著力宣傳張先生執導的大型山水歌舞劇《麗水金沙》。同樣的廣告牌，在麗江市內，我也見到。看來，麗江市政府希望藉此來提高這座古城的知名度。這種做法雖是善意的，卻不見得妥當。因為麗江已不需要作任何的宣傳，古城裡早已人滿為患了。

麗江古城地處滇西北高原，海拔有二千四百米，是一座典型的高原城市，或者說，它是一座高原的水城。同家家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