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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這段歷史，似可得出這樣的結論：李太后是最稱職的母親，而朱翊鈞卻是最不爭氣的兒子；張居正是非常合格的帝王師，而朱翊鈞卻是一位糟糕的皇帝。

。　想看書來

座主和門生

明代的座主，是一個頗有份量的名詞。

封建時代的科舉制度，為讀書人的晉升提供了一條合法的途徑。今人往往按現代的觀點，對科舉制度大加撻伐，竊以為是不尊重歷史的表現。中國的政治，從勢豪大戶的博弈轉而有了一點“仕”的特點，實得益於科舉。像王安石、張居正這樣的救時良相，皆出身平民，若沒有科舉，他們就找不到由江湖而入廟堂的途徑。我曾在《讓歷史復活》這篇文章中談及，研究中國政治，首先要研究皇帝與宰相這兩個系列。皇帝的產生只有兩途，一是改朝換代，用暴力攫取，是為開國皇帝；二是世襲。宰相的產生也是兩途，新朝的開國宰相，都是輔佐新皇帝打下江山的讀書人。其後的宰相，基本上都是科舉制度的產物。歷史上，有文盲皇帝，但絕沒有文盲宰相。蓋因宰相的出身都是讀書人。

今天的讀書人出路很多，既可到政府部門當公務員，又？##笠檔腃EO，即便當一個自由撰稿人，日子也過得下去。古時則不同，讀書做官是士人惟一的出路。所以，科舉是每個讀書人必須經過的道路。

明代沿用唐宋兩朝的科舉制度，讀書人參加縣、省、全國三級考試。縣試合格者為秀才；省為鄉試，考中者為舉人；全國為會試，考中者為進士。進士的甲科，即為狀元、榜眼、探花三人，由皇帝主持的殿試產生。每逢鄉試與會試，主考官都由禮部任命。特別是會試，主考官往往由皇帝親自挑選並任命。參加鄉試與會試的讀書人，若考中舉人或進士，則要拜本科的主考官為座主。而座主則稱這些弟子為門生。

明代以孝治天下，每家都有一個牌位，上書“天地君親師”五字。“文革”以前，偏僻的小城鎮還保留這種類似神龕的牌位。我小時候，每逢年節，長輩便領著我到這牌位下磕頭。這五個字，天與地放在前頭，乃是敬畏神靈的表現。跟著後面的是君王、父母、老師三位，都是每個人必須終生依附和順從的權威。

座主的稱呼源於老師，但比老師更受人尊重。因為座主兼有老師和仕途領路人的雙重身份。明代的座主，一般都是皇上的股肱大臣。如解縉、方孝孺、楊士奇、楊廷和、夏言、嚴嵩、徐階、高拱等內閣大臣，都曾擔任過會試的主考官。他們一旦掌握大權，便會提攜重用自己的門生。

所以說，門生對座主，無不奉事惟謹。這裡頭除了師生之間的道義，也含蘊了一些功利的因素。在封建專制時代，朋黨政治是一個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所謂朋黨政治，就是執政者多用私人。鄉黨、同年（即同科進士，類似於今天的同學）、親戚、門生、故舊等等，都屬於私人的範圍。古人薦賢“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原則，只是一種理想。在實際的操作中，不避仇的很少，不避親的倒是比比皆是。因為這層原因，就不難理解座主在門生心目中的地位，是何其顯赫和重要了。

座主和門生的關係，說穿了，就是樹和猢猻的關係。樹大猢猻多，樹倒猢猻散，這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座主對門生，是提攜和保護；門生對座主，是依附和順從。

若要從歷史中尋找座主與門生之間的親密無間的典型，那就太多太多。若要找兩者之間生出嫌隙甚至仇恨來的，就不那麼容易了。就我所知，整個明代，門生彈劾或諷刺座主的，只發生過兩例：一是武宗朝的首輔李西涯；二是神宗朝的首輔張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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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玘彈劾李西涯

先說李西涯。

武宗皇帝初承大統，信任閹黨，臭名昭著的劉瑾得以成勢。國事迅速頹敗，內閣首輔劉健秉持正義，與劉瑾之流鬥爭不懈，眼見聖意不可挽回，便率領內閣輔臣集體辭職。在劉瑾的主持下，輔臣大都斥逐，但留下了李西涯一人。李西涯腆顏受命，每日周旋於劉瑾、張永之間，曲意逢迎，幾無臣節可言。當時計程車林，雖然對他腹誹甚多，但懾於他的權勢，很少有人敢於指責。李西涯有一位門生，叫羅玘，時任監察御史。他看不慣座主的品行，於是修書一封，投到李西涯門下。這封信不長，茲全錄如下：

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為常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