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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戶垂楊的北方泉城濟南相比，這裡水脈更旺；同河街櫛比、扁舟往來的江南水鄉蘇州相比，這裡流波更為潔淨。是夜，走進古城一間“納西人家”的餐廳吃飯，看到窗外的古樹清波，聞到略含一點辣子味的潮潤沁甜的空氣，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放鬆了。餐後上街漫步，看到一條條穿過明清風雨的街道，我再一次覺得木氏家族值得麗江人民永世紀念。因為，自阿得歸順朝廷並更名為木得之後，六百餘年，麗江沒有遭到任何戰爭的蹂躪與洗劫。

麗江在木得手上始建。他在《木氏宦譜》上被稱為第七代，但改姓木後，他則成了第一代。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第十七代土知府木興去世，麗江在木氏家族手中完整地統治了三百三十多年。這漫長的三個多世紀，既是木氏家族的輝煌期，亦是麗江古城的發展期。

歷代木氏家族的統治者們，在保留納西族文化風俗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先進的漢文化，不同文化的交融與演繹，使麗江古城充滿了活力與魅力。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說過一句話：“風俗自下而上，風氣自上而下。”這自上而下，便是朱元璋所說的“因俗施化”的過程。木氏家族的統治者們，都心儀漢文化，問政之餘，以吟詩作賦為勝事。前面所提到的木公，生性驍勇，一生打過很多次勝仗，因軍功屢受朝廷嘉獎，亦雅好吟詠，與當時流放雲南的大才子、狀元楊慎保持著很好的友誼。楊慎編選過一本木公詩集，定名為《雪山詩存》。這本集子，即便放在同時代漢族詩人行列中，亦毫不遜色。

在麗江逗留期間，我曾專門前往參觀了被徐霞客譽為“宮室之麗，擬於王者”的木府。這座背靠黃峰、面臨玉河的龐大建築群，不但是國內儲存最為完整的土司府，亦是麗江古城繁華興盛的見證。站在黃峰的樓閣上，我俯瞰十萬煙灶的古城，眺望遠處逶迤的玉龍雪山，心中忖度：當一個城市的命運與一個家族的命運聯絡在一起的時候，這個城市或許是幸運的。因為，建設它的人同時也是要居住它的人。你想住在天堂裡，你必然就會按天堂的要求來建造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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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宰相之傑”的爭論（1）

我的長篇歷史小說《張居正》問世之後，張居正這個名字逐漸為世人熟悉。其實，這個名字在歷史學界從來都沒有被忽略過。褒獎他的人很多，反對他的人亦不在少數。自他死後四百餘年，對他是非功過的爭議，一直沒有停止。攻擊他的人，說他是“權臣”、“貪官”，讚揚他的人，稱他是“宰相之傑”。明代留下許多令人不明白的問題，這大約是最能刺激人心的一個了。作為《張居正》一書的作者，我無法迴避上述論爭。在這裡，我想就權臣問題發表一點個人看法。

所謂權臣，就是使用了不應該屬於自己的權力。的確，歷史學界一直說他是權臣。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如錢穆等，寫過很厲害的抨擊文章。也有人寫文章反駁，如湖北浠水人徐復觀先生曾撰文嚴加批駁，批得最厲害的是黃岡的熊十力先生。兩人都是新儒學大師，道德學問都有很大影響。1950年，熊先生作《與友人論張江陵書》，對張居正的功績及為人作了全面的肯定。但是如果我們讀官方修纂的《明史》，就會發現，對張居正的評價雖然是積極的，但還是批評他“威柄自操，幾於震主，卒至禍發身後”。《明史》是由康熙朝的桐城人張廷玉主編的。張廷玉在修《明史》時有一個前提，就是他必須要摸清聖祖玄燁的歷史觀。玄燁與明神宗有相似之處，也是少年登基，大臣輔政。輔助玄燁的大臣叫鰲拜。這個鰲拜很跋扈，全然不把玄燁這個少年天子放在眼裡，因此玄燁受了很多屈辱。他八歲登基，十四歲親政後，便設計剷除了鰲拜。張廷玉在修《明史》時，不能不顧及玄燁的這段經歷，因此將張居正與鰲拜同等對待，定位為權臣，加以貶低。由此可以推斷，我們今天讀到的《明史》是玄燁的歷史觀，如果據此論述明代的人和事，就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玄燁的思想、立場和史學觀。關於張居正，玄燁曾說過一段話：“彼時主少國疑，使君不朝綱獨握，則道旁築室，誰秉其成？亦未可以攬權罪居正。”從這裡看，玄燁對張居正還是肯定的。但張廷玉深諳帝王術，知道皇帝哪一句是場面上的話，哪一句是心裡話。在他看來，玄燁的這一段是場面上的話。

張廷玉有此心態，並不難理解。在古代，中國的文人，要想發揮作用，只能依附於皇權，培養自己的侍妾心態，妾的特點，不僅僅是小鳥依人，還要有以色侍人的上乘功夫。文人的才如女人的色，是可以出賣的。唐詩人朱慶餘寫給張籍的一首詩，專道這種侍妾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