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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個穩妥的座標。但是我知道何玉茹不會這麼省事，她從來都不是一個省事的作家，當高中畢業返鄉的十八歲青年李三定帶著他的憂傷與迷醉出現在1969年臘月裡的殺豬場上時，我知道我關於歷史的想象將面臨新的挑戰。

“這是1969年的冬天。這年冬天全國有三百萬名李三定這樣的中學生離開學校來到了農村。不同的，也許只是李三定的農村生活是從他的老家李家營，看老麥殺豬開始的。”——由“1969”這樣一個普泛、堅硬，具有明確意識形態指向的時間刻度下滑，何玉茹為她的主人公建立起一個只屬於他自己的意義世界——從“看老麥殺豬開始”的農村生活。

一部從“看老麥殺豬”開始的長篇，已確保了它與時下那些所謂“史詩”的有效間離。何玉茹沒有輕易地被我們觀念裡的那個“歷史”拽走，她深知生活自有它的理數和主張。這裡沒有我們所期待的故事與衝突，沒有複雜的情節推演，就像日本導演巖井俊二的《四月物語》，只是用散文的調子細細打磨著一個少女暗戀的情懷，《冬季與迷醉》依然延續著何玉茹對“小事”的關注，但這一次，她開始把目光更多地投注到了“物”上，用工筆細繪賦予了那些“小事”更多毛茸茸的質感，為我們呈現出了一部1969年的中國鄉村“物語”。在有關農事生產、風物年俗的娓娓訴說中，有著一種對於人間煙火的溫暖的感懷。作者有足夠的勇氣和才情讓她的小說真正變成“小”的言說，“小”到讓1969年的風雲氣象潛伏在殺豬場雪亮的刀刃上，瀰漫在灶間一籠籠粉蒸肉的水氣裡。小說開篇的“磨刀霍霍向豬羊”，讓我們在看似漫不經心的日常生活場景中，窺見到了鄉村權力政治的刀光劍影。

但長久以來，我們的歷史和文化拒絕“小事”。“小事”意味著個人、瑣碎、經驗、沉溺，有著偏離航道的危險和某種隱秘的顛覆力量。在熱火朝天的“抓革命、促生產”中，在你死我活的文攻武鬥中，迷戀小事的李三定註定成為了他的學校、村莊和家庭的“異類”。投匕首、挑竹棍、看殺豬、做扣肉……我們不無憂傷地看著這個年輕人如何樂此不疲地享受著“小事”的快樂，又如何艱難地承擔著迷戀“小事”的後果。套用時下一個最流行的語詞，鬱悶，對，是鬱悶，在1969年的冬天，在大家都習慣了不作主張，習慣了把自己的思想交給集體和黨的時候，這個叫李三定的年輕人卻居然不合時宜地鬱悶了。他覺得自個兒彷彿一隻被人抽打的陀螺，而且，更讓人無奈的是，“生活不止是日子這一層，日子上邊還有一層，那就是政府和政策，上邊那層有時候和下邊相安無事，有時候，卻是能把下邊這層翻個個兒的。”於是就有了臘月十六大隊喇叭裡忽然公佈的“挖土墊沙”的通知，不僅擱淺了李三定做豬肉的快樂，還把他引向了另一重迷醉——蔣寡婦的身體。

但現實對意志的背叛、身體對精神的背叛，給主體帶來的，卻是更深刻意義上的逃離。也許成長就意味著一次次的背叛與逃離，“生活”的覺悟需要“在別處”獲得。城鄉突圍一直是何玉茹創作中潛在的主題，但她筆下的鄉村，已逐漸脫離了傳統的鄉土資源背景，而葆有了更加個人化的色彩，它常常和另外一些心靈母題，譬如青春、理想、成長，愛情……相糾纏相生髮，那些縝密的心思，那些從泥土裡升騰起來的渴念，總是永不疲憊地向著一個叫“城市”的地方奔突——儘管他們也由此而承受著更多的匱乏與沉重。但這一次，在山重水複之後，何玉茹卻讓她筆下的年輕人來到了一個更偏僻的所在——豆腐村，這個小小的村落，以它的恬淡、自然、無為而治，不僅成全了心靈手巧、同樣鍾情於“小事”的姑姑，也帶給了李三定一個圓融純淨的童年。在跟姑父學習木匠活兒的過程中，李三定重又體會到了身心合一的快樂和自由，生命至此，有了柳暗花明的驚喜：“李三定還從沒有這樣細緻、深刻地感受過自個兒的身體，也從不知道，拉鋸這種活計，還能像舞蹈一樣地充滿靈動，像舞蹈一樣地富有節奏，像舞蹈一樣地將一整個身體展示得淋漓盡致。看到對面的姑夫，他就看到自個兒了，姑夫就如同一面鏡子，他愈照就愈受著鼓舞，愈照就愈沉浸其中，彷彿世上，只剩了這鏡子了，只剩了鏡子裡的自個兒了。天啊，這感覺真好，多麼好啊！”——這是年輕的心靈對自我的尋找和確認。如果說蔣寡婦從身體上開啟了李三定，那麼姑父則作為一個想象性、替代性的父親形象，幫助他從精神上完成了一個男孩子的成人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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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鄉村物語（2）

經歷了幾重迷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