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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冬季與迷醉》（1）

何玉茹

寫《冬季與迷醉》，我大約用了一年的時間，印象中寫作的過程很投入，也很艱辛，投入是對小說中人物和人物所處的生活的投入，艱辛是為人物和這段生活要找到最合適、最小說化的表達。

記得寫作中，在眼前閃現的最多的幾個詞是：迷醉，孤獨，困窘，滑稽，臘月，過年，冬季等等，這些詞有精神的，有物質的，有溫暖的，有寒冷的，有外在的時間、環境，也有內在的心靈、心魂，它們出現時，我幾乎是興奮的，我預感，因為它們的存在，小說也許會變得豐富，充滿張力。伴隨了這些詞，當然還有無數個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場景，我自己就是那段生活的親歷者，它是既荒唐又日常，既喧囂又靜寂，既被困又有青春難抑的叛逆，它讓今天的我不安而又感動。也許那段生活並不足為奇，因為親歷過它的不只我一個，奇的應該是，我今天要拿它做材料寫成一部小說了；奇的還應該是，我用什麼辦法來處理這些材料？我覺得，那段生活有點像一顆種子，一直埋在地下，直到三十多年後才有了發芽、開花的機會。開出來的花，當然就再不是原來的種子了，它和種子不一樣，和別的花也不該一樣，不然有什麼理由讓讀者來喜歡它呢？

小說的故事其實很簡單，不過是講一個十八歲男孩在一個冬天裡發生的一些事。冬天是1969年的冬天，男孩是從一所城市中學回到了家鄉的中學生李三定。冬天既是自然季節，也寓意嚴酷的政治氣候，而李三定面對的不僅是自然和政治的雙重季節，更有在這季節籠罩下的家庭環境、日常生活。一切好像都那麼平淡無奇地開始了，但一切又都那麼地不對勁，在一件件的不對勁中，這個性格內向的男孩，只能更加走向自己的內心。他總是在被迫中行動，一點由不得自己，看上去懦弱而又不入流，但叫人欣慰的，是他又總能在行動的狹小空間中相遇自我，相遇“迷醉”，於是，“迷醉”便在冬季的嚴酷中奇蹟般地發生著；於是，沒有傳奇的日常生活，由於李三定的變被動為主動，竟是有了一點心靈傳奇的意味。

李三定的回鄉生活，是從看殺豬開始的。他沒有明確的目標，卻又每天受到家人“今後幹什麼”的逼問。父親希望李三定做一名小學教師，李三定本能地反對，他寧願看殺豬，寧願做豬肉，寧願拉土墊沙，寧願當值班民兵，寧願逃離到百里之外的姑姑家去。當然這些他也都不喜歡，但在這一個又一個的被迫行動中，也同時完成著他的成長。在殺豬場上，他以一種曾迷醉過的防禦技能救下了小學同學金大良；在廚房裡，他又因對做豬肉的迷醉贏得了母親的讚賞；在拉土墊沙中，他和蔣寡婦朝夕相處，獲得了廚藝和性的雙重迷醉……最後，他被迫去了姑姑家，終於與“木工”相遇，徹底將自己投入了進去。在這其中，他不僅被迫做事，還被迫捲進了###的漩渦，領略了人與人之間冬季一般的嚴冷。好在，冬季裡有一個臘月、一個春節，臘月和春節是上千年的底子，有了這底子，嚴冷中的人們就有了希望一般，從中汲取溫暖，相遇迷醉，迷醉哪怕是瞬間的，也多少可以撫慰艱難困苦的人生了。　因此我是非常在意這千年的日常生活的底子的，它既是生活之底，也是這小說之底，沒有它，其它一切都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的。

在小說中，我努力讓自己做到，最細緻入微地寫實，同時又最大可能地寫意，就是說，呈現給讀者的不應僅僅是一個故事，一些場景，一些人物，一些細節，而更應有這些東西背後的意蘊。這意蘊到底是什麼，我很難一句話講得清楚，它也許是人在這世上的“孤獨與救贖”（評論語），也許是人的“生存的勇氣和超越的迷醉”（評論語），也許是紛亂人世，“耕種自己的田地要緊”，也許是在強調非常歷史時期的尋常生活和人性本身的力量。不管怎樣，我期待它豐富、多義，期待讀者在閱讀中各有一份心靈的相通，這可說是我最大的心願了，我會因此覺得，我是對得起這小說的，也是對得起讀者的。

我寫《冬季與迷醉》（2）

1969年的鄉村物語（1）

■　杜 霞

在2006年的歲末，想象1969——四十年前的那個冬季，對於我這個生於70年代、且沒有農村生活體驗的人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說不容易，並不是說我缺乏有關那個年代的常識和判斷，恰恰相反，關於那段歷史，過往的閱讀經驗已為我們建立起一套相當完備的話語譜系，那些語詞血淚凝聚又擲地有聲，指涉著宏大深刻的種種，憑藉著它們，我們很輕易地就為同類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