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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堅決不從，指明要我看，只得由他自己做主。這司機患的是“陽黃疸”（即近時所謂急性流行性肝炎），病勢進展快得很，患病不過三天，已經全身都呈黃色，因為小便不通（即尿毒症），又有高熱，神志不清，情況很嚴重。他住在閘北一個小樓上，家中除了床榻之外，只有兩條長凳。我早晨去看他一次，晚上再出診一次，那時節我的出診診金是六元六角，我看他境況很差，一個身為司機的人，要負擔一家八口，所以每次只收他二元。長凳上坐著一個老嫗，一聲不響，只是在抹眼淚，還坐著一個穿長袍馬褂、儀表非凡的老年人，他是一位古道熱腸的人，每晚都親自坐鎮司機家中，看我如何為患者診治。他原來乃廣潮醫院的董事，也懂得一些西醫的知識，他對我說：“尿中毒到了昏迷的階段，西醫必然要插膠管放尿，否則必死無疑。”我默然不出一聲，即刻叫他們去樓下購買蔥一斤、白蜜半盞，將蔥搗爛與蜜調和，敷在病人小腹部。蔥與蜜糖有相剋作用，不一會兒，病人腹中就咕咕作響，又濃又濁的小便即刻淙淙而下。在一旁的譚先生見到有這樣快的效果，又驚又喜，驚的是怕尿中毒會氾濫全身，一厥而亡；喜的是不用插管，一下子就解決了小便暢通問題，他接著就猛和我拉手。我便關照司機的家人，蔥與蜜糖每三小時換一次，日夜不可間斷。次晨一早，我再去診治，譚先生已依時等候著，只覺得一室臭氣沖天，而病人已醒，吵著要吃粥。我說：“這個房屋太小太悶，須開半扇窗，一扇門，流通空氣，以防併發肺炎。”這樣的處理，黃疸也就一天好過一天。

這位呢絨大王，在旅滬廣東同鄉會中是一位首要分子，他把我治癒他司機的經過，廣為讚譽。廣東人的團結力是極大的，譚先生這樣一講之後，從此我的病人範圍也就更廣了；旅滬廣東鉅商甘月松、馮炳南、陳炳謙、簡玉階，以及譚姓宗親逢到有病，都由那位司機開了譚先生的車來接我到病家去看病。

粵籍鉅商甘月松的掌珠，是上海早年最有名的交際花。由她的介紹，我才為徐志摩的情人陸小曼診病。陸小曼患的是嚴重的胃病，劇痛常常使她作西子捧心狀，經我診治後漸漸痊癒。當時座中有一位世家子弟，叫做翁瑞午，以推拿術治她的疾病。徐志摩只求醫好陸小曼的病，亦樂與結交，翁便成了徐宅的常客，常為小曼推拿筋骨，且勸小曼試吸鴉片成癮，翁替她燒煙泡，一榻橫陳，殷勤侍候，徐志摩泰然不以為意。小曼偶逢拮据，翁即盡力供應無缺，更博得小曼歡心。後來徐志摩由滬飛平，在山東境內飛機遇霧撞山，機毀人亡，時為民國二十年（1931）十一月。

徐志摩遇難後，小曼即與翁瑞午同居。翁儘量滿足小曼的物質生活享受欲，陸續將家藏的古玩字畫出售以應。日寇時攻上海，洋場頓呈蕭條景況，生計漸趨艱難，小曼請我出診，只說“記賬”兩字，即不付一錢。小曼並將徐志摩所寫《愛眉小札》與《志摩日記》的版權，賣給出版公司，換取金錢過活。她在此極端困難中，鴉片已經吸不起了。此時陸小曼被惡劣環境折磨得形容憔悴，精神衰頹，大非當年徐悲鴻為她寫生的光景了！

一九四九年後，兩人生計全仗翁瑞午香港親友匯款接濟，翁且另外結識一位年輕的女學生，因女學生尚未成年，但已相戀成孕，因此翁被判入獄。陸小曼入中國書院為畫師，又不願做翁瑞午的家屬，只能將翁瑞午放棄，上海人乃戲稱之為“陸放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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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大廈 化敵為友

我的醫務上軌道之後，深信丁福保老先生教我的理財之道，平時絕不浪費，從事於積蓄與理財，我總想有一日能自建一座診所。到了抗戰開始，租界淪為孤島，英商見將有劇變，紛紛將資產售與華人。跑馬廳（今人民廣場）巨幅土地，當然不易脫手，但是在跑馬廳側門對面有一塊地，原是養馬的馬廄，地處馬霍路（今黃陂北路）與威海衛路（今威海路）轉角，他們登報出售。我一想這塊地旺中帶靜，立刻就去付定洋買了下來。那時節，我每天門診都超出一百號，出診常達十餘家，收入頗豐，所以興建一座新診所，足夠有餘。看空地的時候，感覺似乎不大，等到建築竣工，卻成為一座半圓形的大廈。我想假使我獨用這座大廈為診所，未免過於招搖。起先我定名為“國醫研究所”，二樓三樓專供藏書，並且由我的八個學生當研究員，下面附設聯合診所，我自己掛一塊橫的內科招牌，其餘延請同道主持兒科、婦科、外科、痔科等，各有一小室，分懸八塊小招牌，內部附設藥鋪。三樓尚有多餘的房間，出租給人，從此我就不需納租，還有房租可收。

上海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