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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看我逐步地興旺起來，而這座大廈又附帶義務性地懸出“上海市中醫師公會”、“中醫月報社”等招牌，格外烘托出我在中醫界的地位，業務乃越來越旺。我又結集醫友辦了幾個聚餐會，凡是從前嫉妒我的人，我也恭請他們參加，這是化敵為友的方法。有一個聚餐會叫做“經集”，每月聚餐一次，參加的人每次帶醫藥文物及珍本醫書，並備文房四寶，能書能畫者即席揮毫，我們相聚甚歡，大家覺得很有意義，定出一個口號叫“一月一經，不得超前，不得落後”。每次還另請一位特殊客人，都是來自蘇州、杭州、南京等地能書能畫的名醫列席，以志一時盛會。如是者歷時數載，向來嫉妒我者也就越來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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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富之家 借錢贈地

儘管我的病家階層逐漸提高，但對平民階級，我還是盡力服務。閘北商務印書館的一個印刷工頭，住在一間極簡陋的木屋中，我看好了他的病。這個訊息為商務印書館董事鮑威亨所知。從前的東主對工人照拂周至，工人有了病，常去探望，送錢送米，有時還同太太一起去。鮑太太有一個女兒，嫁給哈同夫人羅迦陵的華裔長子羅友蘭。一次羅友蘭患了相當嚴重的病，鮑太太特地陪我到哈同花園去看他。羅氏患的是一種慢性複雜疾病，我竭力為之調治，使他終於恢復了健康。接著哈同夫人羅迦陵也患了病，她是極端信賴中醫的，也請我去看。久之我就成為他家的醫藥顧問，還有他家五個華裔義子，有了病也都由我診治。

哈同是英籍，在抗戰時期已過世，日軍將他們的財產一併凍結，每一房每月給予生活費軍票一千元，因為他們都是華籍，所以沒有被關進集中營。

後來，羅友蘭和我成為好友，他每次請客，我都在被邀請之列，後來他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劣，經常向我借錢週轉，我從不推卻。又有一次他患上了傷寒重症，我又為他治癒了。等到日本人投降，經過了好多波折，才實行分產。分產的辦法是照戰前的舊價，分給各房。羅友蘭分到大陸商場、慈惠南里及宏偉無比的迦陵大廈一座。各房所得價值參差不等，就將整個哈同花園劃成數十方，作為調整相差之數。

但是產業轉移之時，紙幣月月跌，日日跌，迦陵大廈的房租，依照合約所收到的房租，每戶的租金只能換到幾盒火柴。因此羅友蘭對我說：“我雖是富翁，卻要餓死在米桶邊了，我從前欠你的錢，現在已無法計算，我唯有將分到的花園中空地兩塊之一，一邊沿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一邊沿哈同路（今銅仁路），好到不能再好，送給你，你可以造一間上海傷寒病院。”我欣然接納，立刻請建築師畫圖樣，連招牌也請青山農黃葆戌先生寫好，而且將積儲所得銀三十萬兩，準備興工，幸而眼看時局形勢有些不妥，幾經拖延，終於未造，才得保留現資，否則，我逃難到香港都沒有資格。

再說，從前上海富商，對醫生的饋贈都很闊綽，如薛文元為盛杏蓀之妻莊太夫人治病甚久，後來莊太夫人逝世，遺囑上寫明贈予薛文元坐落在白克路（今鳳陽路）的小洋房一幢。陸士諤為顏料鉅商某夫人治病，遺囑也送他一幢房子。羅友蘭送我空地，也沿用此例，這是不足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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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於助人 死於氣惱

我覺得不論是英雄，或是美人，總不能見到白頭，因為最近半世紀左右，實在是變動得太劇烈了。我在臨診之時，見到許多大小著名人物，一個個地倒下去，或死於非命，或貧病交迫，真是令我感慨萬千！

盡人皆知上海有一位聞人杜月笙，前些時候香港佳藝電視的片集中播出的《頂爺》，便有影射他的內容。我要說一句公平的話，他早期的確與統銷鴉片有關，而且又開過賭檯，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自洗手之後，從這兩方面賺來的錢，他隨時隨地幫助人家，行俠仗義，寧願自己吃虧，為國出力，其事不勝列舉。譬如從前洋商在上海開辦規模宏大的香菸廠，仗著強國的威力，行銷全國，堅決不肯納稅，後來這家大煙廠，又因給工人的工資太低，數萬工人發動罷工。財政部長宋子文生性高傲，向來瞧不起上海人的，為了這次工潮，特地約杜月笙相見，一則要他解決工潮，二則要他提出凡是銷行中國內地洋商香菸都要納稅。杜氏當即說出他的口頭禪：“閒話一句。”於是他就先拿出一筆鉅款，接濟罷工工人的家屬，教他們長期罷下去；一面代工人策劃，應該加薪多少。並以該菸廠必須向政府納稅為先決條件。初時洋商不以為意，後來看到罷工的日子越拖越久，連所有工頭都返家納福，不問廠事，洋商當局才著急起來，答應向中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