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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藥公司拼命保護自己的智慧財產權。比如，2000年的時候，來自印度的西普拉公司開始在迦納銷售一種抗艾滋病藥物，該藥品是跨國企業葛蘭素威康公司一種藥物的仿製品，售價只有專利藥品的1/10。非洲當地的專利部門裁定，葛蘭素威康公司的專利在迦納無效。然而，在葛蘭素威康公司威脅要起訴之後，西普拉公司還是停止了銷售。

發展中國家表示，為了搶救生命，它們需要廢除專利。一位肯亞的議員說：“當我們的人民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我們怎麼能拒絕讓他們獲得延長生命的藥品呢？”製藥公司則反駁說，為了鼓勵創新，專利權是必要的。百時美施貴寶公司的一位發言人說：“我們的智慧財產權需要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保護，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將失去開發新的、更有效的抗艾滋病藥物的激勵。”

到底哪一邊是對的呢？專利是一項並不完美的制度設計，廢除它並不是什麼原則性的錯誤。既然無關原則，那我們在評判雙方相互對立的主張時只需要比較相關的成本和收益就可以了。

強制特許令會帶來某些成本：踐踏製藥公司的智慧財產權，使藥品能夠以更低的價格買到，將意味著利潤的減少，用於研究更新、更好的藥品的費用也會削減。其收益則是：死亡率會降低。儘管只能挽救一小部分非洲的艾滋病人（因為要讓更多的非洲患者獲得藥品，只有降價是不夠的），但數千萬人的一小部分就意味著許許多多的生命。

第三章　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8）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例子中，成本收益是很容易計算的——結果支援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既然高價的抗艾滋病藥物在非洲原來就賣得很少，那麼允許非洲搭上世界藥品創新的便車，將不會造成製藥公司利潤的大幅降低，也很少或根本不會影響研究投資。比如，1999年的時候，葛蘭素威康公司生產的抗艾滋病藥物在北美和歐洲以外的銷售額只佔其全部4。54億美元銷售收入的10％。在這種情況下，廢除其他地區的智慧財產權幾乎沒有什麼直接成本。但是，如果樹立了一個先例，導致其他藥物的專利也被踐踏，那麼透過這樣一個以小見大的開端效應，會帶來一種間接成本。還有，把廉價藥品走私回西方國家，會從根本上動搖製藥公司的定價。但是，挽救或者延長許多生命所帶來的收益畢竟是無法估量的。除非有人執著地相信智慧財產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否則貧窮國家規避智慧財產權所產生的收益肯定將超過其成本。對抗艾滋病藥物實行強制特許令是一項應付危機的措施，這一點是非常有說服力的。4米4花4書4庫4&nbsp；www。7mihua。com

剛開始，美國政府並沒有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在製藥公司慷慨的政治遊說之下，它倒向了產業界一邊。克林頓政府以貿易制裁威脅那些仿製藥品的國家，美國國會也威脅說，要減少援助。1999年，美國國務院（StateDepartment）在一份遞交給國會的報告中稱，美國政府的所有相關部門“都在積極、一致地努力說服南非政府撤銷或修訂它的藥品專利權法律”。美國還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遞交了一份對巴西的控訴，指責巴西政府允許當地公司仿製其他公司的專利藥品，破壞了國際貿易的規則。

然而，變革已經是大勢所趨。無國界醫生組織等國際組織和英國的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等慈善組織抓住契機，引導了公眾輿論。報紙上經常報道艾滋病患者的苦難，積極分子還把這一問題提上了政治議程。在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早期階段，他們對參加競選的前副總統艾伯特·戈爾窮追不捨，大聲質疑他的演講。一個社會團體還在美國藥品研究與製造商協會總部門口搭建了“垂死舞臺”，佈置了墓碑的模型，在身體上塗上白灰，並且打出“讓每個國家都用上藥品”的標語。葛蘭素史克公司的部分股東出於對這一事件本身的考慮，以及出於對公司的公眾形象影響股價的擔心，也發起了一場運動，以降低自己的藥品在貧窮國家的銷售價格。由於這樣一個廣泛的公眾壓力，到2001年為止，在公共衛生專家向世界發出貧窮國家即將爆發艾滋病危機的警告10年之後，事情出現了根本的轉機。

克林頓政府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宣佈不再對撤銷艾滋病藥品專利的發展中國家採取貿易制裁。世界銀行和聯合國設立了專項基金。歐盟提出了一個兩部分的計劃：梯級定價，降低貧窮國家的藥品價格；改革國際專利規則，讓貧窮國家更容易進口仿製藥品。私人慈善事業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比如，比爾·蓋茨和梅林達·蓋茨夫婦創辦了全球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