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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發國家的這種兩重性，為所有後發國家所未有。所有的後發國家，無論是成功的“後來居上者”如日本和俄國，還是那些經過長期努力仍達不到“臨界點”的“失敗國家”，無一例外的共同之處就是：一方面，必須把先發國家當老師，學習借鑑其成功模式，改造本國；另一方面又必須把先發國家當強盜，與其鬥爭，逐步建立起不受侵犯的國權。

既要向老師學習，又要與老師鬥爭，就成了所有後發國家共同的現代化難題。你不全面學習，就無法迅速現代化；而你若太順從，又會變成“依附國家”，不得不屈服於先發國家的霸權。

國家不自由、不獨立，仍然不是現代化，即使經濟起飛、人民富裕，也是靠犧牲國家主權交換得來。若是小國，也許是不得已，作為大國，這種犧牲也就意味著放棄大國地位，自甘人後，自取其辱。不要說中國這個曾經的天朝之國，今天的第一人口大國，在當今世界，尚沒有任何一個人口眾多、領土廣闊的大國，自願成為無能國家。

所以說，對於後發國家，不受侵犯的國權、國家的獨立自由，是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內容之一。這是後發國家現代化理論的特殊內容。誤以為現代化就是社會的現代化，就是經濟增長、人均收入提高，沒有認識到國家的強權和自由對於現代化的重要性，是很多後發國家登山失敗的重要原因。

歷史見證，當中國這個後發國家面臨現代化難題時，這個難題之難又增加了幾倍。當時的中國，沒能像日俄那樣，在登山的第一階段即迅速取得成功，一舉成為“後來居上者”，這一重大失敗導致的直接後果，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落後必捱打，落後之後再落後，必挨重打。

中國沒能儘快擺脫落後，於是，破鼓萬人捶，立刻成了新老先發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壓迫的物件，令其面對幾乎所有強盜國家，使得中國抵抗外國霸權的難度加大。孫中山說過：中國是每一個與它簽訂條約的國家的殖民地，每一個締約國都是它的主人。

第二，學習必從師，學習未果再學習，擇師也成了問題。

由於列強數量增加，中國面對的“老師”國家也增加，使得中國在選擇現代化模式時難度加大，犯錯誤的可能性也增大。清末“新政十年”期間，曾有多達兩萬多的中國學生東渡日本學習，這一波留*動，被評價為“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移民潮”。甲午戰爭之前，中國連一個留日學生都沒有，戰後驟增至數以萬計，由此可見，中國向日本學習現代化這個選擇，在當時已成為定局。但一場辛亥革命，卻使中國突然轉向了向美國學習，釀成了大錯。

第三，貧弱無自由，國家積貧又積弱，誰都可以隨便干涉。

正是由於早期的失敗，中國始終沒有獲得國家獨立和自由，不同外國勢力的干涉和介入，在中國製造出不同的革命派，引發長期的內亂和內戰，使得中國長年國運飄搖。

序章 中國現代化的老師不該是美國（5）

這就是世界現代化的現實，留給每個後發國家完成現代化轉型的機會並不多，第一次沒抓住，後面的麻煩成倍增大。因為在這個登山賽中，競賽者並不是各跑各的這麼簡單，跑在後面的，不僅要自己努力向上跑，還會被領先者往下推，被阻撓干擾，或者被引入歧路，越跑越落後，怎麼跑都白跑。

中國就是一個既被阻撓干擾、又被引入歧途的典型。

三、　中國復興的世紀之誤——“你看人家美國！”

從1860年中國洋務運動算起，當時作為後發國家的俄、中、日三國，幾乎同時開始了現代化的登山賽。

這三個後發國家，在當時都是君主政體，登山賽的初期，在學習西方技術、發展本國工業這方面，也都差不太多。孫中山在1894年上書李鴻章，文中曾盛讚中國的現代化成就：“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

那時候的中國，就已經“乎將與歐洲並駕”了！中國的登山，就已經初步成功了！把這段文言文翻成現在的語言，不是和當前讚美改革開放大好形勢的話一模一樣嗎？

一場中日甲午戰爭，改變了一切。

實際上，孫中山沒等到中國甲午戰敗，就到檀香山去找三合會，開始醞釀革命了。此後，中國在政體模式選擇上，開始出現嚴重混亂。十幾年後終於爆發的辛亥革命，否定了君主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