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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的中國，人口約四萬萬，從有記載的資料上看，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在認識西方的問題上能有這般遠見卓識者，除了王韜之外，尚未見有他人。

在王韜寫下這些文字的同一年，洋務運動領袖李鴻章，寫了那篇被稱為“洋務運動綱領”的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力主“皇然變計”，實行變通，但其認識水平，卻比洞察到了世界“通商大局”的王韜低了不小的一個層次。信函中說：“中國文物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可見，還是一個靜態比較的狹隘視角，沒有看到全域性，也沒有看清大趨勢。

洋務派的人數比王韜們多了很多，不僅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等一批地方實力派領袖，也有朝廷裡以奕為首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還有馮桂芬等學界的思想先驅，代表了當時中國認識西方的主流頭腦。

洋務派再往下，是守舊派，認定西方器物就是一些“機巧之術”，抱著“工匠之事，儒不屑為”的態度，堅信“禮義為本，技藝為末”，不屑於認識西方、認識世界。洋務派與守舊派的思想論戰，持續了三十餘年，貫穿洋務運動的始終，從洋務派的連連受挫，幾起幾伏，可見守舊派的勢力之大、代表性之廣。

中國開展洋務運動之時，還沒有“現代化”這個詞，將過去的歷史都理解為散步，將現代化理解為登山，這種思想更不可能產生。而將所有外來的新事物都歸結為“洋務”，將“洋務”和中國千年不變的“聖人之道”對立，這個對立，最多走到“西方立國有本有末”這種認識，就到頭了，就近乎於造反了。李鴻章與守舊派論戰，一氣之下，也能說出“未見聖人留下幾件好算術器藝來”等大逆不道的話，但最多就是如此了。

登山賽的全貌，還鎖在重重迷霧當中，但王韜們已經看出來，這是一場“遠方畢至”的競爭，中國無論是採西學還是守中學，無論是辦洋務還是堅持聖人之道，最終都是要競爭，勝者一切都對，敗者一切都錯！“以時局觀之，中外通商之舉，將與地球相始終！”王韜此議，在中國加入世貿與世界全面通商之前一百四十年。

李鴻章們沒能洞察到這一點，他們看見西方跑在了前面，也發現西方站到了高處，但沒有把整個形勢看成是一個不斷的競賽。他們心存幻想地誤以為，只要中國辦好洋務，一步趕了上去，天下就會重歸太平，中國繼續做天朝，四夷臣服於下。

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又三十年，到了新旗手康有為，也還是這個思想。按康先生的設計，中國的變法，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整個的世界觀，還是一個你上我下、我上你下的等級格局；最後的大目標，仍是一個以中國為中心、以世界為四周的霸業宏圖。

一、為什麼19世紀的中國人缺乏對現代化的洞察力（2）

而守舊派方面，既不想看，也什麼都沒看見，沒看見大山，更沒看見登山賽。“中國數千年來，未嘗用輪船機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西夷之事，與我中國何干？

回看當初，可以肯定，在中國接觸世界現代化之初，基本上沒有發揮出自身的洞察力。現代化是一場登山賽，登山賽與平原散步完全不同：前者是動態的，後者是靜態的；前者是連續不斷的，後者是一步到位的；前者是領先決定勝敗，後者是霸業決定勝敗。這個認識，四萬萬人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有過。王韜派、洋務派、守舊派，在認識西方和現代化這件事上，若按洞察力來評判，分別算是“有洞察”、“半有洞察”和“沒有洞察”三個層次，人數上，分別是極少數、較少數和大多數。而“真正的洞察”，則一個都沒有。

為什麼當時的中國，能認清世界大勢者，連一個都沒有？為什麼沒有至少多出一些王韜？為什麼洋務派沒能至少達到王韜那種洞察水平？為什麼守舊派如此頑固，在列強的軍事打擊之下連連慘敗，仍然堅信中國的忠信禮義必能戰勝西方的堅船利炮？

後人都是西學中人了，從小就懂天文、地理、數學、物理，回頭翻看前幾代祖宗們的那些思想文字，不知如何理解以上問題，只覺得愚昧無知、不可理喻，於是肆意嘲笑，以自己比這些祖宗們聰明為幸，以自己與這群先輩們同族為恥。

人們很容易忽略的一個問題是，認識西方這件事，對中國人來說，實際上包含了兩個意思：一是西方這個東西放在那，你要回答它是什麼這個問題；二是你用什麼認識工具來認識它。這兩個意思很不同，前者是What，後者是How。舉個簡單的例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