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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班朋友很有責備我的話”。轉引自《朱經農致胡適》（1919年8月9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108頁。如張奚若即不客氣地批評《新青年》同人的學問強半是“無源之水”，《新青年》的言論“有道理與無道理參半”，其中有些“一知半解、不生不熟的議論，不但討厭，簡直危險”。後來備受稱讚的李大釗之《Bolshevi*的勝利》一文，在張奚若看來，不過“空空洞洞，並未言及Bolshevi*的實在政策”。

《新青年》同人自然十分在意外界的反映。1919年1月，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坦承：“本志經過三年，發行已滿三十冊；所說的都是極平常的話，社會上卻大驚小怪，八面非難，那舊人物是不用說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學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種邪說、怪物，離經叛道的異端，非聖無法的叛逆。”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6卷第1號，1919年1月。連“新青年”都未能普遍接納《新青年》，難怪胡適的朋友朱經農要為“新思潮的潛勢力單薄得很”而擔憂了。

令新舊雙方都有些始料未及的是，自大眾媒體介入並炒作後，《新青年》與“新派”、“新文化”的聲名與日俱增。其時有人投書上海《中華新報》說，聽到陳、胡、劉（半農）、錢四君被逐的訊息後，並不消極悲觀，“至少言之，我知從此以後之《新青年》雜誌發行額必加起幾倍或幾十倍。”志拯：《誰的恥辱》，轉引自《每週評論》第19號。成都《川報》亦發表評論說：北京政府驅逐陳、胡、傅（斯年）、錢四人出校，“從此《新青年》的價值，愈增高了！陳、胡、傅、錢的聲名，也是愈增高了！”因明：《對北京大學的憤言》，轉引自《每週評論》第19號。《申報》最初報道的是陳、胡、錢三人被逐，經輾轉報道後，三人變成了四人，而新增的一位，又有劉半農和傅斯年兩說，可見傳聞之甚。陳獨秀終究被撤職。事情的原委是：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開會商討學校事。會上，湯爾和以外間傳聞陳獨秀嫖妓事，猛烈攻擊陳“私德太壞”。蔡元培為湯議所動，決定撤銷陳之文科學長職。胡適後來致函湯爾和說：“當時外人借私行攻擊陳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墜奸人術中了。”胡適還評論說：“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

當時讀書界顯已洞悉“越受打壓越出名”的社會傳播心理。正是1919年春初的這場“新舊之爭”，使《新青年》及其同人聲名大振。雜誌的最高印數達到一萬五六千份。汪原放：《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第33頁。作為一份思想文化類刊物，一萬五六千份的印數在當時甚為可觀了。據稱《東方雜誌》的最高銷量也是一萬五千份。參見李歐梵《上海摩登》，毛尖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第48頁。對於這一變化，經營亞東圖書館的汪孟鄒具有職業性的敏銳感受。他在1919年4月23日致胡適的信中寫道：“近來《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週評論》，銷路均漸興旺，可見社會心理已轉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種混賬雜亂小說，銷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汪孟鄒以“漸興旺”三字較為慎重地表達了《新青年》在五四前夕的社會影響。1919年5月，《新青年》決定重印前5卷。這無疑是《新青年》銷路大開的一個重要表徵，也是《新青年》真正成為“名刊”的重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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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東方雜誌》競爭（1）

清末民初的報刊，基於不同的運作模式與風格，大致可分為商業報刊、機關團體刊物與學界同人雜誌三類。參見陳平原《觸控歷史與進入五四》，第53頁。像《東方雜誌》一類注重商業效益的刊物，立論力求“平正通達”，儘量關照各個層面不同觀念的讀者；像《新民叢報》、《民報》一類刊物，因代表黨派團體立場，立論力求“旗幟鮮明”，甚至不惜“黨同伐異”；而學界同人雜誌，既追求趣向相投，又不願結黨營私，立論多據學理，運作不以營利為目標。

《東方雜誌》始創於1904年，為商務印書館所經營。該刊的欄目與內容十分廣泛，包括新聞報道、時評政論、文化批評、學理文章、文藝作品以及翻譯、圖片等，形式不拘一格，觀念亦相容幷蓄，雖然缺乏鮮明特色，銷量卻相當可觀，在都市文化界甚具影響。

五四以前，《東方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