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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諸人也指稱林氏“不配”代表舊派，參閱羅志田《林紓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仍無礙媒體在“新舊之爭”的名義下加以炒作。當時就有人指出，所謂“新舊之爭”完全是媒體虛擬出來的：“從《公言報》登了一篇《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的新聞及林琴南致蔡孑民一信，京內外各報都當此為極好資料，大家發抒意見，至再至三……各報所藉以評論的資料，只是靠著一篇《公言報》的新聞和林蔡來往的幾封信（林也不是舊的，蔡也不是新的，信中也沒有新舊的話），都不能算做事實……今林琴南來了一封責難的信，我們看來雖然是胡鬧，但在大學方面卻不能當他胡鬧。所以蔡的回答罷，也是盡大學一分子的責任。奈偏偏被一般無知識的人給他一個‘新舊戰爭’的名詞。”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復活”與“漸興旺”（4）

為了吸引讀者，誇張的筆法，過激的言詞，本是大眾傳媒的慣用伎倆。深悉大眾傳播心理和傳媒特點的陳獨秀又趁機將這些報道有選擇性地轉載於《每週評論》，無異火上澆油。僅《每週評論》第17、19兩期就轉載了14家報刊的27篇社評。《特別附錄：對於新舊思潮的輿論》（一）、（二），《每週評論》第17、19號，1919年4月13、27日。在新聞媒體的大肆渲染下，原囿於學界的思想分歧，頓時喧譁為大眾關注的公共話題。

令林琴南始料未及的是，他對《新青年》的攻擊詆譭，招來媒體的廣泛報道，無形中為《新青年》作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廣告宣傳。在此之前，新聞報紙幾乎沒有關注過《新青年》。陳獨秀苦心孤詣未能實現的目標，無意中竟由林琴南一手促成。

“林蔡之爭”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社會反響，還與《申報》的兩篇報道有關。1919年3月6日《申報》報道說：“日前喧傳*有訓令達大學，令其將陳（獨秀）錢（玄同）胡（適）三氏辭退，並謂此議發自元首，而元首之所以發動者，由於國史館內一二耆老之進言，但經記者之詳細調查，則知確無其事。此語何自而來，殊不可解。”靜觀：《北京大學新舊之暗潮》，《申報》1919年3月6日，第6版。3月31日，《申報》又有訊息說，參議院議員張元奇擬彈劾*，理由是北京大學教授“有離經叛道之鼓吹”，而*總長傅增湘並不過問。傅因此乃致函北京大學校長，“令其謹慎從事”。

第一則訊息《申報》雖然明示系不實之傳聞，但仍為不少媒體輾轉報道。第二則訊息確有其事，更有媒體進一步透露張元奇之彈劾案系受林琴南幕後指使。一時間，輿論紛紛指責林琴南等人“欲借政治的勢力，以壓伏反對之學派，實屬駭人聽聞”。《醞釀中之教育總長彈劾案》，原載《順天時報》，《每週評論》第17號轉載。《時事新報》描述說：“自《申報》電傳大學教員陳胡諸君被逐之耗後，舉國驚惶，人人憤慨。”匡僧：《大學教員無恙》，原載《時事新報》，《每週評論》第17號轉載。恰在這樣一種情景下，林琴南致蔡元培公開信，立即使人聯想到“舊派”有意借官方力量打壓“新派”。如《時事新報》稱：“北京大學新派教員，屢被舊派學者之掊擊。近復聞舊派藉某軍人與新國會之權力，以脅迫新派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有願辭職以自由主張新學之說。”見匡僧《威武不能屈》，轉引自《每週評論》第17號。“新派”一時竟成了令輿論同情的“弱者”。其時黃宗培致函胡適說：“弟非謂*無可反對也，實以言論自由天經地義，舊黨不循正當軌轍辯論真理，乃欲以黑暗手段取言論自由之原則而殘之，此實世界之公敵，有血氣者安可與之同日月耶。”

“復活”與“漸興旺”（5）

民國初年，中國知識界的思想環境，在趨新與守舊兩端，其實很難斷言何者更具市場。“新派”、“舊派”亦非涇渭分明，更多的是新中有舊，舊中有新，新舊雜陳。此點羅志田教授曾多次論及。如柳亞子對陳獨秀的“倒孔”主張十分推崇，對文學革命卻甚不以為然，申言：“《新青年》雜誌中陳獨秀君鉅著，宜寫萬本，讀萬遍也。”“唯近信胡適之言，倡言文學革命，則弟未敢贊同”。吳虞在反孔方面比陳獨秀更激進，但對文學革命則持保留態度。他曾為此寫了一篇《論文學革命駁胡適說》的文章，柳亞子讀後“拍案叫絕”。參見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第72頁；《吳虞日記》（上），第300、309頁。可見對於新文學，反對者並非全是舊派，新派亦甚有持異議者。

對於《新青年》的其他主張，胡適在美國的一幫朋友也不乏異詞。胡適致函朱經農說：“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