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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７月，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胡適在日本東京讀到《新青年》第３卷第３號，即在日記中寫道：“《新青年》之通訊欄每期皆有二十餘頁（本期有二十八頁）。其中雖多無關緊要之投書，然大可為此報能引起國人之思想興趣之證也。”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2），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第615頁。剛從美國回來的胡適難免被陳獨秀“忽悠”，但在魯迅這樣目光老辣的讀者面前，《新青年》“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的本相實在難以掩飾。面對這樣一種冷清的局面，《新青年》編者們竟大膽而又別出心裁地上演了中國近代報刊史一幕前所未有的“雙簧戲”。

“雙簧戲”上演的時間是1918年3月，主角是錢玄同與劉半農。先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讀者名義致一長函於《新青年》，肆意指責《新青年》排斥孔子，廢滅綱常，尤集矢於文學革命。再由劉半農代表《新青年》逐一批駁。虛擬的正方反方各盡意氣之能事，指責者百般挑釁，批駁者刻薄淋漓，極具戲劇性和觀賞效果。胡適將此事內情告訴好友任鴻雋後，任氏擔心偽造讀者來信將有損《新青年》信用，而任妻陳衡哲則認為此舉具有“對外軍略”的意義。《任鴻雋致胡適》（1918年9月5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14頁。“雙簧戲”顯然取得了一定的“炒作”效果，聚集了受眾相當的注意力。胡適最初提出文學“改良芻議”時，曾學究氣地表示“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而陳獨秀以“老革命黨”的氣勢將其提升為你死我活的“文學革命”，並以十分決絕的口吻表示“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適、獨秀：《通訊》，《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從“雙簧戲”的表演來看，陳獨秀當初的決絕表示，大有“正言若反”的意味：即故意挑釁反對者出來論辯，以激發公眾輿論的關注。“雙簧戲”顯示《新青年》同人對於媒體傳播的技巧運用得相當嫻熟。。　最好的txt下載網

“復活”與“漸興旺”（3）

“王敬軒”來信發表後，真的引來了一批反對者。值得注意的是，當真的反對者出來辯駁時，《新青年》同人卻表現出無法容忍的態度。如北大學生張厚載批評《新青年》所發表的白話詩及對中國舊戲的看法不當時，不僅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四人群起圍剿，錢玄同甚至對胡適刊發此信十分生氣，揚言要因此脫離《新青年》。胡適則認為，“無論如何，總比憑空閉戶造出一個王敬軒的材料要值得辯論些。”《新文學及中國舊戲》，《新青年》第4卷第6號，1918年6月；《胡適致錢玄同》（1919年2月20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24~25頁。因《新青年》同人態度十分決絕，落筆時只求痛快，語調不無刻薄，遂激起部分讀者反感。如一位自稱“崇拜王敬軒”的讀者來信說：“王先生之崇論宏議，鄙人極為佩服；貴志記者對於王君議論，肄口侮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又（引注：原文如此，似為如之誤）是乎！”《崇拜王敬軒先生者致獨秀》，《新青年》第4卷第6號。胡適的好友任鴻雋也勸《新青年》同人“勿專騖眼前攻擊之勤”，更不應“徒事謾罵”，立論“勿太趨於極端”。任鴻雋還特意提醒：“趨於極端與radical〔激進〕不同”。

事實上，致函《新青年》表達不同意見者，態度尚屬平和。激烈的反對者開始藉助其他報刊加以攻擊。其中以林琴南的攻擊最為惡辣，也最具影響。1919年2、3月間，林琴南於上海《新申報》接連以小說形式詆譭《新青年》同人，如廣為人知的《荊生》、《妖夢》兩篇小說分別發表於《新申報》1919年2月17日、3月19~23日。繼而在北京《公言報》以公開信的形式兩度致書蔡元培，林琴南致蔡元培函，發表於《公言報》1919年3月18日。攻擊《新青年》與北大。

林琴南的公開信發表後，蔡元培亦藉助媒體覆信駁辯。有關“林蔡之爭”的深入探討，可參見羅志田《林紓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載氏著《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263~289頁。因林、蔡均系學界名流，兩人的論辯迅速引發輿論關注。一時間，京滬各大報刊在轉載林蔡往還書牘的同時，競相發表評論。各報且將“林蔡之爭”冠以“新舊之爭”、“新舊思潮之衝突”、“新舊思潮之決鬥”等火藥味濃烈的標題。儘管當時以劉師培為首的“正統”舊派並不認同林琴南，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