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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這一勝利更激勵了上海區委擴充組織的雄心。3月23日，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提出“十天內假使無一萬同志就為黨的失敗”。《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產總主任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3月23日），《上海檔案》乙6，第380頁。也就是說，十天之內，要將黨員人數由現有的4000多人擴充為1萬人。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精英黨”向“群眾黨”轉變（7）

3月25日，區委召開擴大活動分子會議，頭腦更為發熱，聲稱：“現在要特別群眾化，以後要五萬C�P�同志努力是可以的，三月以內要做到。下月到二萬。我們同志懷疑，就是不懂革命，偉大潮流未衝破我們腦筋……我們要大開門戶，就是包辦革命。”《上海區委召開擴大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7年3月25日），《上海檔案》乙6，第403頁。

4月1日，區委將指標更往上提，提出“十天以內要發展到一萬八千人。上海要五萬黨員，內要有六千知識分子，五千小商人，黨才能有好的行動”。《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4月1日），《上海檔案》乙6，第480頁。區委要求基層支部放膽介紹，只要肯來，來者不拒。南市糾察隊全體加入共產黨，受到區委的表彰，號召別的部委仿行。

正是在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開門辦黨的大潮中，上海的*黨員人數在20天左右的時間裡，由4000多人猛增到8000多人。目前所見的四一二政變前夕上海*黨員人數的最後統計，是4月4日的8374人。不過，上海區委對這一數字的確實性也不敢肯定。《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7年4月6日），《上海檔案》乙6，第494頁。

據鄭超麟回憶，1927年*在武漢的組織發展也有過像上海一樣的“大躍進”階段。

過於追求黨員數量的增加，勢必影響黨員的素質和組織的嚴密性。上海區委一再慨嘆黨費收不上來，支部會議不能按時開，部會組織不健全；不少黨員不明黨義，甚至分不清工會與黨的差別；個人主義和宗法社會思想在黨員中更是普遍存在。《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4月24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2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5月15日），《上海檔案》乙2，第36、69~71、118頁。如1926年5月15日上海區委通告稱：“近查各級負責同學，對於工作態度……到處表現疲乏敷衍的現象，以致黨的工作非常渙散，黨部與黨員的關係很不密切，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為何種團體之黨員。而黨部對於所屬黨員之名數，亦多浮誇不實；至於數月不曾開會之支部，數月不曾到會之黨員，更是累累皆然；每次對於上級機關之報告，則臨時敷衍，隨意欺騙的地方很多很多。”《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五十六號》（1926年5月15日），《上海檔案》甲1，第182~183頁。區委還承認：“我們的工作都建築在各地方，可是真正C�P�的工作不是地方的而是支部的，支部是群眾核心……現在C�P�是暴發戶，而無支部工作，支部很不好。”《上海區委特別擴大會議記錄》（1926年7月26日），《上海檔案》乙3，第159頁。

1927年初的統計顯示，大約60％的支部每週能開會，50％的黨員每週能到會，按規定交黨費的黨員約60％，實際能發揮作用的黨員只有20％。《上海區委召開支部書記會議記錄》（1927年1月1日）、《中央、上海區委聯席會議記錄》（1927年1月10日），《上海檔案》乙5，第244、318頁。上海區委感嘆：“在中國目前要造真正的C�P�確是很難！”“要在中國造成理想的黨確辦不到！”《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9月12日），《上海檔案》乙3，第400~401頁。

雖然上海黨組織的實際運作情形與*黨章所規定的制度形態相距甚遠，但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與同時期*其他地方組織相比，上海和湖南要算最好。《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9月12日），《上海檔案》乙3，第400頁。*中央尤其注重上海，希望將上海製造為“全黨的模範區”。二是與同時期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相比，*的組織要算最好，共產國際“很誇獎中國支部，要歐洲各國模仿”。《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