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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黨”向“群眾黨”轉變（2）

1980年代以來，*地方組織的相關文獻資料大量彙編出版，為*黨史研究在進行全域性性的宏觀鳥瞰的同時，兼及區域性的微觀細察提供了可能性。這些檔案不同於中央高層的理論性、計劃性和宣傳性的檔案，內容多為地方各級組織的工作彙報、請示材料以及上級黨組織有針對性的具體指導性檔案和會議決策過程記錄。它更多地反映了*在革命實踐過程中所遇到的具體問題以及路線方針政策在基層的貫徹執行情況。這些檔案當時是高度保密的，從未打算公開甚至儲存下來，內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淺甚至不知名的黨內基層幹部之手，行文和內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飾，有的文句不通順，錯別字亦不少見，但亦因此而更顯生動、鮮活。如*上海區委的會議記錄幾近完整地儲存下來，尤為難得。

*最初雖是少數知識分子組成的精英團體，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自我定位，使其創黨伊始即申言要採取“群眾路線”的革命方法。*二大就強調：“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團體”。“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鬥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1922年7月），《*中央檔案選集》（1），第57~58頁。1924年開始加入國民黨後，在國民黨的旗幟下，*將精力主要投向民眾運動，認為只要將民眾組織動員起來了，黨的勢力就可以深植於廣大基層社會，並具有不易摧折的偉大力量。

1925年五卅運動，*對動員民眾的信心驟增。五卅前夕，*估量自己的實力當時*黨員總數不到1000人，其中上海的黨員僅200餘人。和總結前兩年工人運動的經驗，不敢進行大規模的*示威，只打算發動一場小規模的*，因為*擔心“不能確定抓得住群眾的指揮，群眾成無意識的興奮，恐釀事端”，引來“政治上之壓迫和經濟上之恐慌”。《上海地委會議記錄》（1925年5月15、22日），《上海檔案》乙1，第104、107、111~112頁。但運動最終引發為一場超過五四運動規模的全國性的反帝大風暴，大出*的意料。雖然運動由多種力量和多重因素所促成，但這場運動給*一個極深的感受是：革命並沒有原先想象的那麼難。如惲代英在五卅週年紀念時說：“五卅運動是全國數百萬人共同聯合起來的一件大運動，在普通的人一定以為是一件頂難的事情，但是有了相當的宣傳和組織，並得到了相當的機會，實際是很容易號召起來的。”“我們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難，只要我們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惲代英：《五卅運動》，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卅運動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7、17頁。　。。

“精英黨”向“群眾黨”轉變（3）

其實，*的組織路線和組織目標是相悖的。根據*的章程，其組織路線十分嚴密。而嚴密的組織路線顯然不利於“群眾黨”的組織目標的實現。為了儘快實現“群眾黨”的目標，*不得不修改其組織規程。1925年初*四大規定，黨員入黨時，須有正式入黨半年以上之黨員二人之介紹，並有相當的候補期，候補期勞動者三個月，非勞動者六個月。五卅運動以後，*決定放寬組織路線。1925年9月，*中央通告全黨：“當此本校當時*黨內檔案稱團為“中學”，黨為“大學”；*黨員之間互稱為“大學同學”，而把青年團員稱作“中學同學”；*中央通告自稱“本校”，對黨員稱“各級同學們”，而團中央轉發黨中央的通告時，則稱“轉發大學講義某某號”。最初雖是為了隱秘的需要，但也反映其早期黨團員之“學生氣”。參見李一氓《模糊的熒屏》，人民出版社，1992，第46頁。極須發展之際，此條規定頗不便適用”，特擬變通辦法：兩名入黨介紹人中，只須一人是正式黨員，且不限於入黨半年以上者；《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五號》（1925年9月9日），《上海檔案》甲1，第15頁。候補期也儘量縮短，工人的候補期由三個月縮短為一個月，知識分子的候補期由半年縮短為三個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