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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十一號》（1925年10月19日），《上海檔案》甲1，第49~53頁。

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區委更進一步規定：黨員每人每月必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5年8月25日）《上海檔案》乙1，第124頁。並批評在入黨問題上重質不重量的觀點是極端錯誤的。《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二號》（1925年8月29日），《上海檔案》甲1，第3~4頁。對於發展物件，區委指示，“只要有階級覺悟及誠實便可加入，認識主義的程度如何，能力如何，都不必計及”。《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二號》（1925年8月29日）、《上海地委通告，樞字第九號》（1925年9月26日），《上海檔案》甲1，第3~4、33頁。在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每人每月介紹五人以上入黨，即使不計及能力和對主義的認識程度，恐怕也是一個難以實現的指標。況且對主義若無認識，其階級覺悟也會大打折扣。

按照*黨章，黨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必須開除：無故連續三次不到會；無故欠繳黨費三個月；連續四個星期不為黨服務。但上海區委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規定：“非萬不得已實在無希望之同志，不可開除。”《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4月3日），《上海檔案》乙2，第15~16頁。可見其組織實踐與規章制度存有相當的差距。

“支部”是*的最基層組織。上海區委檔案一再強調，發展組織是基層黨支部的中心工作，並提出“群眾化”是組織發展的主要目標。《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3月13日），《上海檔案》乙1，第252頁。不僅如此，上海區委經常下達徵求黨員的具體指標，如要求在1926年5月以前，全市黨員要擴充到5000人，1926年9月以前要擴充到1萬人以上。《上海區委組織報告》（1925年9月27日）、《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十一號》（1925年10月19日），《上海檔案》甲1，第44~45、49~53頁。

“精英黨”向“群眾黨”轉變（4）

上海區委對於黨員的徵求，手段相當靈活，如要求“每個同學要深入各方面去活動，不論若何社團，到處參加，無孔不入”。“要與各方面群眾建立成很好的聯合關係，或儘量幫助他們組織團體，只要不是反動的，並不是一定要馬上拉他們加入我們的團體才有作用，我們可隨時加以注意與領導，也就不失為我們的好助手，且可慢慢吸引其優秀分子加入我們的團體，當然也有很大的意義。”《上海區委通告，樞字第六十號》（1926年5月25日），《上海檔案》甲1，第191~192頁。

上海區委很快發現，即使放寬組織路線，黨員的徵求很難達到預期的目標。區委下達的徵求指標，基層組織無法完成。到1926年8月底，上海黨員總數為2223人。《上海區委全體委員會議記錄》（1926年10月15日），《上海檔案》乙4，第69頁。上海區委發現，這一數字未必十分確實。因為每月各部委報給區委的黨員人數，時增時減，波動極大，很不穩定。“往往同志數量的增加或減縮，在一個月，相差至七八百人：發展的時候，同志突然增加了七八百人；低落的時候，突然又減少七八百人，黨的組織狀況不穩定。”《上海區委關於擴大組織的計劃》（1926年12月1日），《上海檔案》甲2，第82頁。驟增驟減的背後，其實是黨員數字的虛報不實。因上海區委經常向部委下達硬性的徵求指標，如1926年6月12日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時指出，上海黨員人數，上禮拜一千五百，今天一千九百零六，本星期發展一百三十二人。報告比上次雖好，但不可樂觀，閘北部委三月前三百九十，現只二百人。商務有九十，靠得住的只五十。現望各部趕快發展黨員，今天要規定各部委下星期發展黨員的數量：小一百五十，楊六十，上五，引三十，復二，法八，南二十，曹三十，北五十，浦四十，共三百九十五。見《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書記會議記錄》（1926年6月12日），《上海檔案》乙2，第231~232頁。部委無法完成時，只好虛報浮誇，或者臨時拉人湊數，敷衍應付。

有一個部委如實道出其中的原委說：過去上報的黨員數字確有水分。“每次開會，因要人數多，臨時召集些人來，每次臨時來的人，即認為同志，實際只到一次，並且不能作事，故以前的同志，靠不住的，這是現在同志減少的原因。”《上海區委召開各部委、獨支書記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