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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理而言，胡適用“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來概括“新文化運動”，比陳獨秀的“德、賽兩先生”更為精當切要。然而，胡適的詮釋似乎也沒有得到一致的認同。1920年8月，陳啟天在《少年中國》撰文指出：“新文化”，這三個字，在現在個個人已看慣了，聽慣了，說慣了；究竟什麼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現在的時髦，幾乎個個人都是新文化運動家，究竟運動的是什麼新文化？這個問題，如果自己不能解釋出來，那不但不能消除反對派的誤解，和疑慮，就是贊成的人，也惝恍不明真相，終久不能得什麼好效果，甚至於厭倦，自己拋棄了。所以我們愛想的人，都有這個“什麼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的疑問，很望那些提倡新文化的學者說個明白才好。然而鬧了新文化運動已有一兩年，說明新文化是甚麼的卻很少，只有胡適之的《新思潮的意義》一篇，較為切要……可以稍解我們的煩悶了。卻依我的推想，這個新思潮的意義，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說。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裡面佔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會方面的新傾向，也是新文化裡面的一種真精神。所以我解答這問題的意思，分兩方面：一、是人生的新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來，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陳啟天：《什麼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國》第2卷第2期。當年新文化的“運動家”對什麼是“新文化”雖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後來史家卻相當一致地認同了陳獨秀“擁護德、賽兩先生”的說法。1946年，鄭振鐸在紀念五四運動27週年時即明確指出：“五四運動所要求的是科學與*。這要求在今日也還繼續著。我們紀念‘五四’，我們不要忘記了五四運動所要求而今日仍還沒有完全達到的兩個目標：‘科學與*’。我們現在還要高喊著，要求‘科學與*’！”鄭振鐸：《五四運動的意義》，《*》第29期，1946年5月4日，收入《鄭振鐸文集》第4卷，第187頁。“科學與*”（尤其是“*”），顯然比“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更具有歷久彌新的現實意義，因而最終凝固為對《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永久記憶。　。。

各方視野中的《新青年》（3）

實際上，後來史家在考察《新青年》雜誌後發現：“《新青年》上發表的文章，涉及眾多的思想流派與社會問題，根本無法一概而論。”陳平原：《觸控歷史與進入五四》，第63頁。《新青年》涉及的論題包括孔教、歐戰、白話文、世界語、注音字母、女子貞操、偶像破壞、家族制度、青年問題、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工讀互助團、易卜生主義、羅素哲學、俄羅斯研究以及*主義宣傳與社會主義討論等眾多話題。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時，顯然不曾預想四五年後將引發一場全國規模的“新文化運動”。故上述諸話題不可能是預先設計好的，而是在辦刊過程中逐漸“尋覓”、“發掘”和“策劃”出來的。話題中有的產生了重大反響，也有的並未獲得成功如《新青年》曾計劃邀請“女同胞諸君”討論“女子問題”就未能落實。

對一個刊物而言，何種主張最為反對派攻擊，往往意味著該主張在當時最具反響。蔡元培總結林琴南對《新青年》的攻擊集中於兩點：一是“覆孔孟，鏟倫常”；二是“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學”。此兩點為蔡元培駁復林琴南時所歸納。林、蔡往還書牘收入陳崧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問題論戰文選》，第103~116頁。這兩點，從當時新聞媒體的報道中亦可得到印證。如《順天時報》報道稱：“自大學校教員陳獨秀胡適之等，提倡新文學，舊派學者大為反對，於是引起新舊思潮之衝突。”《醞釀中之教育總長彈劾案》，原載《順天時報》，《每週評論》第17號轉載。《*》報道稱：“近時北京大學教員陳獨秀、胡適之、劉半農、錢玄同諸君，提倡中國新文學，主張改用白話文體，且對於我國二千年來障礙文化桎梏思想最甚之孔孟學說，及駢散文體，為學理上之析辨。”遺生：《最近之學術新潮》，原載《*》，《每週評論》第17號轉載。《民治日報》報道稱：“今日新舊之爭點，最大者為孔教與文學問題。”隱塵：《新舊思想衝突平議》（一），原載《民治日報》，《每週評論》第17號轉載。

最值得注意是《申報》的兩次報道。1919年3月6日第一次報道稱：國立北京大學自蔡孑民氏任校長後，氣象為之一新，尤以文科為最有聲色。文科學長陳獨秀氏，以新派首領自居，平昔主張新文學甚力，教員中與陳氏沆瀣一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