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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好像大眾對什麼是自己的利益全然沒有判斷能力，必須依靠他這樣的精英來指導。連他所運用的“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這樣的句式，也是從“打著人民的旗號反人民”這種*式的語言中化出來的。

在這裡，吳敬璉公然誣衊弱勢群體，暗示低收入階層正在和“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一個反改革的聯盟。茅於軾則乾脆打起“保護富人”的旗幟，稱中國現在的財富都是富人創造的，工人農民都不算數，睜眼不看中國的經濟起飛主要是製造業廉價勞工的競爭優勢所致的事實。這等於為剝奪普通百姓對自己創造的財富的所有權打下了理論基礎。於是，聲言不給窮人蓋房的任志強成了“最關心群眾”的人。我們似乎只能回到計劃經濟時代，要靠“關心群眾”的領導來改善我們的生活。你不同意這一點，就是“不明真相”，就是“少數人造謠煽動”。總之，這些主流派自由知識分子已經構成了一個保衛富人聯盟，並對野蠻拆遷、不按市場價值給予經濟補償的經濟掠奪表示了公開的支援。當掠奪起家可以被這樣正當化時，當剝奪普通百姓的所有權也成了市場規則時，針對這種掠奪而產生的“仇富”情緒就有了堅實的理由。我們必須對這樣的不義之財說“不”。如果聽任這些人把持話語權力，那麼權錢和知識三位一體的“右翼專制主義”就可能崛起。政府就無法從社會領域退出，而是把自己的權力向社會拍賣。個人的權利也無法得到保障。這也是我站出來和他們辯論的基本理由。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不可否認的成就。批判這些人不是要抹殺這些成就，也不是貶低他們過去的業績。但是，中國是個走向未來的國家。中國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的改革不僅無法深入，而且其果實也無法長久保持。要知道，所謂限制國家的權力、政府從社會經濟領域逐漸退出、給個人更多的權利、給社會更大的自由等等，都更多地屬於政治改革的範疇。國家在本質上是要擴張而非限制自己的權力，政府也不會那麼情願從社會經濟領域自動退出。限制國家權力，讓政府從社會經濟領域退出，最根本的辦法是培育個人的權利，培養草根社會的力量。而這一過程是很難設計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抓住一切機會，培育草根社會、讓普通百姓發出更大的聲音。這也是我和這些主流的自由派精英的本質不同：我一直為“網路民意”等等草根社會的聲音而歡呼，即使在這一過程中泥沙俱下，甚至我個人也要頂著網路上的語言暴力。而他們則對這種聲音充滿了恐懼，視之為“不是民意”、“非理性”，似乎普通人永遠是“不明真相”的。許多主流經濟學家甚至私下開始討論：*的“交易成本”太大，還是繞開為好。對我來說，這是對中國之長治久安的最大威脅之一。

我不是左派。即使是那些主流們，也無法把我描述成左派。我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大學畢業的人。但是，我的立場，已經很難用八十年代的詞彙來界定。在我看來，這是一種進步。中國的改革，需要走出八十年代的自由主義。這，也是本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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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右翼專制主義的崛起

最近的中國，有一股右翼專制主義的思潮正在崛起。這種思潮的危險在於，它的倡導者常常是過去的自由派人士，對抱有自由主義價值的人有相當的迷惑性。我們如果對之喪失警惕，使之佔領我們的體制，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就又添一番曲折。

這種右翼專制主義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言論中已經體現得非常清楚。比如他們幾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對改革的參與，對網上民意充滿了恐懼。從張維迎的“正確的觀點不用投票”，到樊綱的“網民不代表民意”，他們想方設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勵老百姓的政治參與，把老百姓的心聲妖魔化為“非理性”。《經濟觀察報》乾脆把那些“希望把爭論擴大到全社會，進而影響政府決策”的人歸之為“反改革勢力”，暗示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

話說得最明白的，當屬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他公開提出發展中國家*要緩行，對法治“不能神話”。他不希望老百姓參與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討論，要回到“不爭論”的時代，甚至反對公開利益集團的衝突，構想著一個沒有任何透明性的社會。他還具體地指責媒體不負責任，搬出所謂的美國模式，認為由幾個大財團集中控制的媒體才是負責的，暗示對媒體要加強集中管理。他甚至聳人聽聞地聲稱，現在網上對主流經濟學家的一些攻擊在美國已經構成了誹謗罪。

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