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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靠憲政？從笑蜀的文章看，他和南方集團的許多編輯，仍然是受八十年代啟蒙傳統的塑造，沒有照察出這一傳統本身的問題。我即將出版的《學而時習之：論語研究之一》，也是試圖清理八十年代的思想謬誤，以憲政來批評“啟蒙”。在這本書面世之前，不妨以《南都》事件和笑蜀的文章為例，看看“啟蒙”是如何桎梏了我們編輯們的思想。

我最初提出和《南都》以專欄制度進行合作，一是仿照自由社會的報業規矩，二是基於憲政精神。像《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有聲譽的媒體，僱用許多專欄作家。以《紐約時報》為例，專欄作家一般一週發表兩篇文章。報社和專欄作家簽了合同後，就不斃專欄作家的稿子。《紐約時報》每天都發兩篇專欄，只有在幾年前破例斃過一篇，弄得如同醜聞，非常被動。可見這套制度是多麼嚴格。我自己在《紐約時報》發表過一篇文章，是作為投稿。因為我英文表達不夠精熟，當然需要改動。但編輯跟我商量修改時的第一個原則就是：“要保證我沒有讓你說任何你不想說的話。”

保護茅於軾的社會病理分析——答笑蜀（2）

我提出以專欄制度和《南都》合作，主要原因就是發現在給包括《南都》在內的媒體寫作時，有個普遍的問題：編輯實際上是想讓你說他們想說的話，而不是你自己想說的話。美國這種制度，則保證了專欄作家說編輯部不想說的話的權利。特別是《紐約時報》作為自由派媒體，一直聘請保守派的專欄作家，其大部分言論當然是編輯部所不同意甚至反感的。但是，專欄制度保證了這些人的言論自由，也維持了報紙的聲譽。

我當然不是不理解國情要生搬硬套國外的制度。我和編輯商量好：如果我的稿件被“上面”槍斃，這不算編輯部違約。我只要求編輯部本身不要根據自己的好惡來決定稿件的使用。像《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都有自己的社論版，每天發表代表自己立場的社論。編輯部的意見，要透過這種形式表達，而不能透過干預專欄作家的具體稿件內容來實現。

這一制度安排，本質上是一種憲政式的安排。比如，對於一件事情，大家各有自己的看法，意見甚至對立。比如，《南都》及笑蜀先生則認為，人有“免於對於精神暴力的恐懼的（自由），……但在以自由派自居的某些鬥士來說，毫不理會人的這種心理需求，毫無對人的尊重。”我則認為，茅於軾和他所支援的任志強的言論，才是對沒有發言權的弱勢階層的“精神暴力”。他們本身作為公共人物，則有義務承擔別人激烈攻擊的責任。如果一批評就成了“精神暴力”，還有什麼言論自由可言。笑蜀和《南都》的問題在於，他們知道網上和整個公共輿論都是極端反對茅於軾的言論的。但他們把大多數的意見幾乎等同於非理性和“精神暴力”，而少數人對大多數侮辱性的言論則不是“精神暴力”，需要他們這些境界比別人高的編輯進行言論控制。他們把少數有特權、受到重重保護、並掌握著巨大話語資源的人的“心理需要”看得比沉默的大多數的“心理需要”要重要。這裡的一個基本預設，就是“啟蒙主義”的“理性”。他們認為：有一種絕對真理，可以被人透過理性來掌握。而他們這些坐在辦公室裡的編輯，是掌握著這種真理的，有權決定哪種意見對社會有好處，哪種已經對社會有害，進而有權充任言論警察。殊不知，這種“啟蒙”的“理性”，恰恰是現代專制主義的基本思想預設。

憲政的原則完全不同：沒有人具有掌握真理的特權，甚至真理是永遠無法掌握的。那麼，大家有了針鋒相對的意見和利益後應該怎麼辦呢？那就是立憲。立憲就是制訂一套大家都同意的程式。大家的意見和利益，也必須透過這種程式來競爭。專欄制度，就是這麼一種程式。這是*社會的基礎。舉個極端的例子，布什是個很糟糕的總統。數千美軍因為他的政策而喪命。但是，不管他多麼糟糕，他是透過正當程式選出來的總統。這種程式，又是大家事先都承認的。你不能因為對結果不喜歡，就改變程式。所以，即使布什讓美國國難當頭，他出現在公共場合時，人們還是要起立，樂隊還是要奏向三軍統帥致敬的音樂。你必須耐心等到下一次選舉，透過正當程式把他換掉。你不能發動軍事政變，把不喜歡的總統斃掉。其實，美國內戰期間，深受士兵擁戴的麥克萊倫將軍就有機會攻佔白宮，取代林肯總統。但是，不管他和林肯的意見多麼水火不相容，他拒絕兵變，一定要等著選舉。最後雖然自己在選舉中被林肯輕易擊敗，卻保護了美國的*。

保護茅於軾的社會病理分析——答笑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