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部分(第2/4 頁)

，把它看作是極高的榮譽和統轄本部屬的依據。他們將朝廷頒發的璽印誥命輾轉相傳，世世寶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爾扈特部掙脫俄國的羈絆重歸祖國時，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樂八年漢篆敕封玉印一顆〃，並將其獻給清政府。　永樂時期北部邊境的大體安靜，這種懷柔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然，大批的韃靼人入居內地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如給韃官的俸祿過高，以致供韃官一人之祿可瞻京官十七員半　。因而正統時有〃以有限之糧，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廩充實，未之有也〃　的感嘆。但這與制馭韃靼、瓦剌的大略宏圖相比，畢竟是次要的。

二、商賈貿易，一從所便

蒙古人退居塞外後，比成吉思汗時期以前處於更孤立的狀態，蒙古與明朝以及其他國家地區的貿易幾乎完全停頓了。由於遊牧生活，從前工匠和農民的住地都成了草地　。但是，他們對於糧食、紡織品和鐵器等金屬製品的需要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儘管他們的生活方式大大倒退，但由於蒙古入主中原達百年之久，中原地區的影響並不能馬上消失，長期形成的生活習慣也不能馬上改變。比如他們吃的是〃食兼黍谷〃，並非全是肉乳；他們穿的是〃衣雜縑布〃，〃富者至被緹繡〃　，〃食最喜甘，衣最善錦〃，其首酋愈以〃衣錦服繡〃為榮　。但這些物品皆非草原所產，為了生活，不得不向中原或其他地區求得。其手段不外乎〃以掠或易得之〃。甚至在與明朝處於交戰狀態時，蒙古人也悄悄與守邊士卒進行交易，〃以斧得裘，鐵得羊肘，鈿耳墜得馬尾火石〃　。說明了商品交換的不可避免。

明朝廷當然瞭解這種情況，對同蒙古等少數民族的貿易一向控制甚嚴。它一方面利用貿易作為控制蒙古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手段，同時也用貿易對其示以懷柔。另一方面，明朝為了邊防，需要大量馬匹，這使得與蒙古等地區的貿易勢在必行。

洪武時期，對於邊地的貿易有很細緻的規定。馬文升說：〃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食茶、鐵鍋、銅器、羅緞等物，奏奉明文方才給予，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　一切不經朝廷許可的私人貿易都嚴格禁止。《大明律例》中上述禁令的條文繁複重疊　，反映出明廷對這一問題重視的程度。明人認為，這些規定是為控制戰略物資的出口，亦為了減少因貿易引起的糾紛，一切蒙古人所需之物均在朝廷掌握，則可以〃操縱機宜〃　。

朱棣即位之初，為顯示寬仁大度，對北部邊疆各族的貿易似乎稍有放寬。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一月壬寅，朱棣遣使齎敕諭兀良哈、韃靼、野人諸部曰：〃朕今繼承天位，天下一家，溥海內外，俱效職貢。近邊將言爾諸部酋長，鹹有歸向之誠，朕用嘉之。特令百戶裴牙失裡齎敕諭爾，其各居邊境，永安生業。商買貿易，一從所便。欲來朝貢者，與使臣偕至。〃　同時，由於〃靖難之役〃，天下馬匹損耗甚多，全國僅有馬兩萬三千七百餘匹。為鞏固政權和邊防，朱棣十分注意馬政，一方面〃嚴督所司，用心孳牧〃　，同時開民間養馬之禁　；另一方面就是加強與產馬地區的貿易，大量買馬。

一種交易是不定地點，價格由官方規定：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壬辰，〃陝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於寧夏市馬，請官市之，以資邊用。上從之。命有司償其直。上馬：每匹給絹四匹、布六匹；中馬：絹三匹、布五匹；下馬：絹二匹、布四匹；駒：絹一匹、布三匹。軍民私市者禁之〃　。

永樂七年七月乙酉，〃敕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官帑有綺帛布鈔，可與新附韃靼易馬。良馬勿吝直，次者亦酌量增直易之〃　。

大量的貿易以朝貢的形式出現。蒙古和其他民族的使節或商人，赴邊境或進京貢馬及方物，朝廷以賞賜的形式給予報酬，或直接給予貨值。馬和方物都有定價，賞賜有定額，如果賜賚不足額，進貢者則會不滿。這種進貢，實際上是各族首領或商人與明廷之間在做買賣。在這種貿易當中，朱棣的方針是〃懷柔遠人，寧厚無薄〃。不僅給貨值，還要給予豐厚的賞賜。蒙古和其他各族來朝貢馬及方物的記載，不絕於史書。比如：

〃永樂元年十一月丙子，兀良哈頭目哈兒歹遣其部屬脫忽思等二百三十人來朝貢馬。命禮部賜鈔幣襲衣，並賞其馬值。上馬每匹鈔五十錠，中馬四十五錠，下馬三十錠。每匹仍與彩幣表裡一〃　。

二年四月己丑，指揮蕭上都等自兀良哈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