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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最後一天，指導員來找我說，“章晟曼你怎麼沒行動？你是團幹部，應該帶頭才是”“，對呀！你學習好，應該去試一試呀。”在老師的命令和同學們的鼓動下，我報著試試的心態也去參加了考試。6月，通知發到學校，全國一共錄取二十五人，上海五人，我的名列其中。通知要求，“7月到北京語言學院集中培訓，8月出國。”

就這樣，我又一次被幸運之神垂青。母親從一隻大木櫃子的底層為我找出了一件父親曾經穿過的散發出黴味的老式西裝。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在中國的大街小巷裡幾乎看不到這種款式的、帶著資本主義氣息的“奇裝異服”。在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年頭，我竟成為第一批二十五個穿上西裝的中國留學生。

幸運少年：保送·留學·財政部（2）

我和另外兩個學生被分到加拿大蒙特利爾的麥基爾大學。當時中美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也沒有直飛航班，我們只好繞道歐洲航線，在巴黎轉機停留一天，使館教育處的工作人員帶著我們去參觀了“傳說”中的埃菲爾鐵塔和香榭麗舍大街，讓我領略到了這個城市的歷史、潔淨與繁榮。

在麥基爾大學，我們有選修學科的自由，與我同行的同學中，一個選了語言學，另一個選了國際關係，我則陰差陽錯的選了經濟學。這是一個很感性的決定，事實上，儘管從中學畢業起我的人生就一再地與眾不同，但是在內心，我對自己的未來並沒有很清晰的看法，　也不像現在的年輕人，他們有比較明確的主見。選經濟學純粹是一次很率性的選擇，當時我注意到國外報紙開始經常報道中國的經濟改革，似乎“經濟”將成為中國一個新的主題，而在麥基爾大學的圖書館裡，我偶爾翻到一本塞謬爾森寫的《經濟學》，我被他的文字和描述的內容深深吸引，看上去經濟學好象是一門很有意思的學科。

在蒙特利爾的三年，我係統地學習了經濟學的原理和應用，同時，也基本過了語言關。

記得初到加拿大時，我聽外國同學說話和看電視總是嫌人家聲音不夠大，恨不得把腦袋鑽到別人的嘴裡和電視機裡去，而到畢業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聽得出我明顯的“東方口音”了。學校的生活是節儉而有規律的，每個月，中國大使館給我們發125加元的津貼，保證我們過上簡單而溫飽的生活。我記得我們常常去離校園不遠的聖勞倫斯河邊的水產市場買螃蟹，因為加拿大人不大吃螃蟹，所以螃蟹特別便宜，2·5加元可以買一打。有一段時間，我每天吃一隻螃蟹，一碗雞蛋榨菜湯和一些青菜，似乎營養也就夠了。

1981年5月，我畢業回國，當時手裡還有100加元，我迅速地把它換成人民幣，天真地以為我從此不用再出國了。

國家科技幹部局也許是考慮到今後跟財政部要錢方便，便把我分配到財政部的外事財務司。到人事處報道後，副司長趙冰如給我分配工作，她是一個不苟言笑的老太太，操一口標準的北京話，她對我說，“小夥子，你到世行處去幹吧。你知道世界銀行嗎？”

我對世界銀行略有所知。在麥基爾大學修國際金融那門課時，其中的一章是講國際經濟組織”，即：當時的關貿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過，當時學習的這些內容時只是一掠而過，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自己與這個機構將有什麼關聯。一切沒有選擇，只有服從，看來這一課還得補上。

被分到世行處後，我才開始認真系統地瞭解這個國際組織。

世界銀行並非一家普通銀行，它是全球最大的金融發展機構，從1945年成立以來，它一直在致力於促進第三世界的發展，幫助亞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國家改善生活條件，提高生活水平。在國際舞臺上，世行扮演著各種角色，它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支持者、國際爭端的調解人、社會公正的代言人、世界經濟的協調者、私人企業的倡導者、精明的貸款投資機構和慷慨的社會服務機構，“應該採取一切手段幫助窮人”，這是它得以建立的初衷。

世界銀行是全球要均衡發展的產物。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有先見之明的經濟學家已經察覺到，要維護國際經濟的均衡、避免兩極化帶來的戰爭後果，有必要建立一個金融發展組織，“幫助遭受戰爭創傷的國家迅速恢復生產，並支援窮國發展經濟”。在這些經濟學家中，名聲最為顯赫、也對此最為熱衷的是英國的經濟學家凱恩斯，正是在他以及美國經濟學家哈里·懷特等人極力遊說下，1944年，就在諾曼底登陸戰剛剛開打的時候，四十四個國家的400多位代表一起聚集到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佈雷登森林，勾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