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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戰後重建的金融藍圖，其中凱恩斯等人提議的成立世界銀行的議案被一致透過。

因此，世界銀行從一開始就是一項由各國政府主導並投資的特別銀行，它的股東均為各國政府。成立之初，它的法定股本將近100億美元，每個佈雷登森林的與會國家都可以用黃金或美元認繳一定股份，其中美國繳納的股金最多，約32億美元，擁有35％的投票權數，英國佔14％，股份最少的是巴拿馬，他只有0·002％，中國佔？％。世界銀行的貸款物件不分政府和私人，但是如果私人企業請求提供貸款，必須獲得政府擔保。在這個意義上，世行的貸款物件均具有官方性質。

在戰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世界銀行一直是最活躍、也是影響最大的國際開發機構。它在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和貸款方面積極嘗試、全力推進，成為全球各種金融組織對這些國家開展金融活動的指標性和領導性機構。它不僅向發展中國家大量放貸，同時還利用它的影響力，幫助解決各種國際爭端，它為很多落後國家提供了改善經濟的方案和政策指導，同時，它還成為發展經濟學的最重要的理論貢獻者和實踐者。1978年，當中國國門開放，謀求國際資本支援的時候，世界銀行便成了首選的合作物件之一。

1980年，我學成回國前不久，中國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並隨即開始了與世行的合作關係。財政部為此專門成立了世界銀行處，負責世界銀行在中國的業務開展。我到處裡報到的時候，已經有5、6位同仁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了。主持工作的處長叫費立志，是一個快60歲的老同志，他早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不但能講一口流利的老式英語，而且還寫得一手好字。在處裡，我是名副其實的小字輩，其他人都比我大兩輪以上。剛開始，我是跑腿的，整天忙著訂酒店房間，搞接待和安排日程。因為幾乎每個月，都有世行大小官員到中國訪問。那時的北京城，只有北京飯店和建國飯店可以接待外賓，訂飯店要排隊，計程車也不多，那時還沒有傳真，與世行聯絡主要靠電報　（telex），記得我接待的第一個世行官員，是負責世行中國處的處長，後來他成為世行負責業務的高階副行長之一，也是我的前任…斯萬·山德斯壯姆先生（Sven·Sandst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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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少年：保送·留學·財政部（3）

很快，我就開始接觸具體的業務。財政部作為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聯絡的視窗部門，負責中國各部門與世行的合作，從政策制訂、專案選擇、直到專案落實和督導的全過程。我參與的第一個專案，也是世行在中國的第一個農業專案――“華北平原鹽鹼地改造”，世行貸款2億美元，在當年這是相當大的國際資本投資專案；1983年之前，每年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不超過20家，投入超過1000萬美元的專案都很罕見。在專案的研討和落實過程中，經常有主管經濟工作的國務院領導親自接見世行的官員，在外交場合我還兼做翻譯，在處理具體業務工作的過程中，我有機會目睹了多個專案規劃、並參與了若干專案的論證、評估、談判和決策的過程。這段經歷對以後在世行工作頗有益處。

也是從這一年開始，我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每年一度的世行年會，於每年秋季舉辦的年會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聚會之一，各國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和最大的商業銀行行長全部與會，每次會議人數均超過萬人。我記得1981年的年會在美國舉辦，會議討論的議題之一是墨西哥債務危機，這個拉美國家在過去十年裡大量舉債，終於到了信用崩潰的邊緣，所欠的810億美元的外債根本無力償還。而就在會議召開的10月6日那天，電視上突然播出一條重要新聞，強勢的埃及總統薩達特遇刺身亡，北非和中東立即出現了風聲鶴唳的局面。我第一次感受到世界是那麼的完整而不可分割。

在這次年會上，我第一次那麼強烈地感受到全球化的氣息迎面撲來。只是那時的中國在國際舞臺上還是一張新鮮的面孔，年會上也沒有太多話題與之有關，但是改變在逐漸中，中國漸漸開始扮演起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1981年到2005年的24年間，我參加了24屆世行年會――有幸成為這種轉變的見證人，當然前後是以不同的身份出席的，我的這種幸運，也成為了世行歷史上的一個小小的記錄。

1982年11月，我被委派到華盛頓世行總部，出任中國執行董事的技術助理。後來有人告訴我，給我這個機會的是葛復村司長，他對我評價是，“年輕，內秀，好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