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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連夜派出專機把世行的工作人員緊急疏散到迦納；

2004年，SARS爆發，我們一邊命令各疫情國辦事處保護好自己的職員，一邊要

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員一起討論幫助受災國家的緊急援助專案；

2005年，南亞發生海嘯，世行是第一批奔赴災區現場的國際組織······

每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常常很悲觀地想，這個世界是否真如馬克斯·韋伯

所說的，“已不再令人著迷”。

但是，地球還在旋轉，每一個人還必須善盡自己的職責。在不穩定的世界上，找到穩定的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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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更替：最年輕的常務副行長（1）

2001年10月，我的高層搭檔、常務副行長山德斯壯姆要退休了。

他大學畢業就進入世行，從基層辦事員做起，幹了三十多年，從處長、局長一路遷升到行長辦公室主任。1989年，沃爾芬森的前任普萊斯頓把他從辦公室主任的崗位上直接提升為高階副行長。他為人話語不多，工作狂熱，每天只睡眠五六個小時，在工作中要求極其嚴苛，在職員中威望甚高。我出任秘書長、加入執委會的時候，他早就在最高層了，因此他就象是我的導師，我常把他當成兄長。在主管業務之後，每當我有疑問，有不理解的地方或想要了解什麼時，我總會諮詢他。他是個工作狂，從早到晚在開會，因此我總是在晚上8、9點鐘去他的辦公室拜訪他。儘管時間太晚，有時也不太方便，但這樣的聯絡構建了我們在工作中相互信任的基礎。

10月4日上午，我主持了一上午的執董會，剛剛從鬧哄哄的會場上出來。前腳剛邁進辦公室，沃爾芬森的電話就追進來了。

他約我共進午餐。這次與往常不同，午餐沒有安排在他的私人餐廳，我們來到樓下一層的職工食堂，那是一個可供一千人同時就餐的、熙熙攘攘的大廳。我們找了一個角落坐下來，我隨手去拿了幾塊比薩餅，而他則要了一盤三明治。我們剛坐下，食物還沒有進口，他神秘地告訴我，“山德斯壯姆要走了，我們需要商量一下山德斯壯姆之後的分工。”

事實上，在前一天的晚上，山德斯壯姆就到過我的辦公室，他告訴我，一個小時前他剛剛向行長遞交了退休的報告。不過此刻，在沃爾芬森面前，我並沒有表現出已經知曉的神情。

行長接著說，“這就是我請你共進午餐的原因。我想請你提幾個方案。”

我說，“當然可以，不過在提方案前能不能澄清幾個問題？”

他看上去有點吃驚，問：“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不是繞彎子的時候，便把自己的問題直接地提了出來，“第一，你希望業務管理採取什麼的結構？是兩個人管還是一個人管？”

行長看了看我，說，“就一個人管。”我還沒有來得及再問下一個問題，他緊接說，“就你管。”

“謝謝你的信任，不過若干年前你搭班子的時候，說過不願意讓一個人管業務，從卡基到斯萬，都是兩個人管的。”

“不，以後就你一個人管”

“你放心嗎？不怕我權力太大嗎”

“你是你，其他人是其他人，你一個人管合適。”他含著笑堅定地說。

我之所以一再的確認此事，是有淵源的。在沃爾芬森之前，世行的六大地區都是由一位高階副行長管理的，而到了1995年，當我作為秘書長幫他搭班子的時候，沃爾芬森堅持要改成德國人斯萬和印度人卡基共管。那時，我曾問他為什麼不讓一個人管？他把腦袋搖得象一個波郎鼓：“不行，不行，一個人權力太大。”所以在六年之後，我才這樣一再地確認他的想法變化了。

我接著提出第二個問題：“你希望管財務的高階副行長哥德斯丁（Jeffrey·Goldstein），是繼續兼管條塊的一些工作，還是專門管財務？”

“他應該專門管財務，不過這會有一場鬥爭”

我聽著，理解他的意思。

第三個問題：“你希望曼菲拉管什麼？是繼續分管教育衛生，還是做為一個顧問？”　曼菲拉來自南非，是著名的種族解放運動者，曾任開普敦大學的校長，2000年考科維賽走後，沃爾芬森請她來出任高階副行長，分管教育、衛生、社會發展和培訓，同時還在對外演講方面分擔行長的負擔。

行長看了看我說，“這個恐怕變不了。”言下之意，他還將讓她繼續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