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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爭。

時間推移，更為急迫的矛盾不是投資，而是加入WTO後，1995年《保險法》的規定和入世承諾明顯不一致。為了遵守政府的入世承諾，從法律制度層面上和WTO規則整合，《保險法》修改勢在必行。這成為2002年《保險法》第一次修改的動因，也導致了這次修改的侷限。

【註釋】

（1）黃宜庚，2003年1月曾任平安人壽總經理，1996年10月加入平安，歷任董事長高階顧問、協理、資深副總經理。此前，黃宜庚1971年到1996年就職於臺灣的壽險業，歷任南山人壽首席核保，國華人壽執行副總經理，中興人壽總經理。黃宜庚1994年6月來到中國大陸“淘金”，為國內壽險早期高階“外援”之一。

（2）平安初期幾乎照搬臺灣市場的壽險體制，包括使用“協理”等臺灣色彩濃烈的職務稱謂，“協理”相當於公司副總。

（3）2003年，已經榮任集團COO的湯美娟卻以簡單的“個人原因”退出了平安，於3月17日出任香港TOM公司CFO，去意之堅決亦出人意料。

（4）到2004年，摩、高獲得了20倍回報，摩根士丹利亞洲總裁兼投資銀行部主管Michael　Berchwold說，在中國，平安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投資機會。

（5）1984年11月，國務院批轉的人保公司《關於加快發展我國保險事業的報告》中指出：“總、分公司收入的保險費扣除賠款、賠償準備金、費用開支和納稅金後，餘下的可以自己運用。”1984年下半年開始，人保總公司在北京、江蘇等地嘗試性地開展投資（包括貸款）業務，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計劃單列城市分公司也相繼展開。

第五章　利差損毒丸（1996—1999）

1996—1999年，整個中國保險行業躁動不安。

1996年，保險行業迎來第一次“大擴軍”。此時，一紙保險牌照依然極為稀缺，市場中覬覦者甚眾。從100多份牌照申請中，人民銀行只批准其中五張。不過，這五個“幸運兒”卻多不幸，除了泰康人壽表現穩健，其餘或經營幾度浮沉，或股權易手他人，或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