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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期間躁動不安的中國保險業，製造了史上最大的一批壞賬——“利差損”，成為長時間危及行業的毒瘤。1996—1999年，無知而蠻幹的中國保險行業的主色調：暗紅色。

1998年11月，國務院成立了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保監會”），保險行業的監管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轉折將在1999年之後出現，不過，有的向上，有的向下。

1996年11月，友邦進入中國4年之後，加拿大宏利人壽拿到了中國市場的入場券，中宏人壽閃亮登場，成為國內首家中外合資人壽保險公司。

開業之時，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和時任加拿大總理的克雷蒂安蒞臨開業典禮，並主持剪彩儀式。兩位總理同時主持開業，時至今日，此等規格尚未有人超越。加拿大宏利吹響了國際保險巨頭挺進中國市場的集結號。不過，此時外資壽險巨頭已經不復AIG之運氣，只能以合資公司的形式進入中國市場。

中宏的股東架構是一個特別的案例，其中方股東為一家非保險機構（另外一個特例是1999年成立的金盛人壽，股東為法國安盛集團和中國五礦集團）。

早期中國壽險市場的開放模式，更為常見的是海外壽險巨頭攜手國內保險公司的“保—保”模式。這樣的設計，顯然沿襲了產業政策的開放邏輯，即市場（合資）換技術。

1998年10月，兩家“保—保”模式的公司先後成立。全球最大保險集團之一的安聯保險進入中國，和大眾保險合資成立安聯大眾，註冊資本2億元。旋即，太保和美國安泰組建太平洋安泰，註冊資本金5億元，成為當時註冊資本最大的合資壽險公司之一。

此後，2000年6月，中國人壽和澳大利亞康聯保險組建中保康聯。2001年2月，美國恆康人壽和天安保險合資成立了恆康天安。

合資就是一場博弈，尤以“保—保”模式為甚。

外方，除了進入中國的點綴意義之外，最垂涎就是管理權；而中方，引入外資的潛意識就是為了“偷師”，論熟悉程度、學習能力，當然以內行——國內保險公司最優，因此“保—保”模式自然成為市場開放的首選。

不過，第一批的合資公司遭遇的最大挑戰不是內戰，而是股東，或者股東策略的變化。上述6家公司中，4家公司的股東橫遭更替。例如安聯大眾的中方股東大眾保險最終退出；美國安泰被荷蘭ING收購，並形成了兩個安泰一南一北的尷尬對立；康聯保險開業後不久便被澳大利亞聯邦銀行吞併，保險不是新股東的重點業務；最不走運的是恆康天安，其外方股東恆康人壽被宏利國際收購，直接和中宏人壽在上海“撞車”。

同時，由於中國人壽和中國太保先後上市，旗下的合資壽險公司亦因為競爭關係，而被預期遲早轉手他人。

最早一批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巨頭，多受困於合資模式，遭遇成長的煩惱。而這六家幸運的先行者，多數成為難言成功的小白鼠。第一批合資公司始終沒有找到真正開啟中國市場的金鑰匙，不僅保費規模長期落後於純外資的友邦，和中資公司更沒有可比性；就算合資同業，先行者也是不斷被其他新的合資公司所趕超。

先發卻不先到，合資“先驅們”都沒有擺脫“龜兔賽跑，烏龜快於兔子”的發展怪圈。

利差損毒丸

1996年5月肇始，央行8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從10。98％降至冰點1。98％。快速的降息打得國內稚嫩的保險行業暈頭轉向，導致中國壽險行業出現鉅額的虧損。

中國保險行業的三大不良資產，首先是20世紀80年代的“長尾保單”，第二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亂投資”，但是負面影響最大的卻是最晚產生的“利差損”。

所謂“利差損”，簡而言之就是給客戶的回報過高，超過了保險資金的投資收益，使得保險公司出現鉅額的虧損，最終影響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危及公司、客戶和市場等三方參與者。

造成利差損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預定利率偏高；另一方面則是投資收益偏低。由於投資渠道的限制，保險公司主要投資在債券市場及貨幣市場，這兩個市場的投資收益與利率水平成正比，降息則收益下降，反之亦然。

舉例而言，1996年賣給投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