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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人保的首批代理人都已經無據可查，不知其最後的命運。

這個起點並不比平安晚太多，而主導這些試驗的恰是人保上海當時的領軍人何靜芝。1969年，剛剛從一所軍事院校畢業的何靜芝，進入了中國人民銀行國外部保險科（外稱“PICC”）工作。

“從1969年到1979年，我整整打了十年保單。”何靜芝這樣描述她最初的保險生涯。但是，到1992年，何靜芝升任上海分公司總經理。

1996年，根據分業監管的要求，人保“產、壽分家”。

“幹部隊伍中，多數人不願意分出去，而願意留在產險。因為產險家大業大。”何靜芝回憶稱，分家之時，上海是按照保費規模分人員和資產，當時壽險只有產險的三分之一，因此分得的家當有限。

對於她自己，外界曾經傳說她“並不情願，但是經當時的人保總經理馬永偉（後任保監會主席）的力勸，她還是去壽險擔任了總經理，其副手則去了產險做了一把手”。

對此，何靜芝自己回憶，“準確地說是坦然，並非外界所說，不願意去壽險”。但是，考慮到上海的地位，以及激烈的市場競爭，為避免分家影響業務，上海分公司的確是人保系統內最早確定產、壽公司一把手的分支機構，當年4月即初步分工完畢。

這其中亦有例外。

“一個電腦部的幹部認為，壽險可能比產險更需要計算機，因此主動要求到壽險。”短短一年，這位人士就將為自己的明智而慶幸。

表4…1　人保開辦的保險險種

分家之時，何靜芝勉勵自己和下屬：“產險和壽險是一根藤上的兩個瓜，一個大，一個小，遲早會一般大。”其時，何還沒有絕對的底氣說“超過產險”，而最大膽的預測也是“幾年之內超過產險”。

誰能料想，僅用一年，1997年，上海壽險的保費就超過產險。

曹青楊在其《中國壽險業十年“佈局”》中，對於人保壽險發展個人壽險營銷的情況略有記述。

“1995年（人保）開始專門研究分析壽險代理人營銷機制。由於多種政策原因及限制，人保公司當時只在上海一地開展了營銷試點工作。”

何靜芝回憶，此期間原任人身險副處長的蔡文亮為試點的負責人。為使試點順利，何特別成立一個單獨的部門，獨立運作，方便辦事。

這段時間，激情燃燒。

1995年4月3日，一位由中學老師轉行到人保壽險的代理人，在日記中記錄了第一天上班的心情：“（星期一）今天，我懷著喜悅的心情去保險公司報到，一進大門，那份濃烈、繁忙而又緊張的氛圍深深地吸引了我。”

“報到後，我被分配到了小組，同時也領了我的標誌卡。望著它，心中默默自語，從今天起，你就要為這份工作認真努力地傾灑每一滴汗水。”

“（4月6日，星期四）今天，我去了位於福建中路上的公司。對於剛剛展業不久的我而言，一切都充滿了新奇、踴躍和躊躇。”

“（4月9日，裡期日）早晨，我如約去見客戶，原本想投保的他又由於儲蓄及其利率的緣由而變得徘徊不定。但他在聽了我對保險和儲蓄的比較後，他考慮再三，最終還是填下了我畢生第一份投保單。此時此刻的我就猶如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雄鷹，心情舒暢無比……”

“（4月10日，星期一）透過這幾天的展業，讓我深深地體會到中國的保險市場很大。許多人並不知道自身還需要保險，尤其對於我們人保的高額壽險並不清楚明白，這使我看到了保險的發展前景，我也慶幸自己能夠成為一名保險公司的員工。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自身生命的價值，知道生命保險的意義，我會更加不懈地努力工作。它是我終生無悔的抉擇。”

這種心路歷程成為那個純真時代最典型的記錄，而多年以後，這種愉悅的心境將不再擁有。

曹青楊回憶，“我還記得在上海分公司對面街道里那個簡陋的職場，四五百名營銷員分上、下午輪流開晨（夕）會，地方雖然擁擠，但人氣很旺，儘管只有很少的同樣缺乏經驗的管理人員，且只有一個主險，但每過幾天就可以看到新的業務記錄出現。”

“我在1995年上半年第一次去上海考察，協助分公司開展營銷業務，當時手裡能參考的只有平安和香港宏利的營銷管理規定。當時營銷員的考核、晉升規定很簡單，險種也只有一個每三年返還10％保額的‘為了明天’長期險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