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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盛釋出了題為《中國保險業——成長前景、創造價值的關鍵在改革》的研究報告，對中國市場的利差損進行了估計。報告稱，“中國保險業正展現出創造價值式的快速增長，有望在2010年時躋身全球五大保險市場行列，但鉅額利差損仍是懸於這個繁榮行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高盛預計中國人壽、平安和太平洋三大壽險公司的潛在利差損約是320億～760億元人民幣。後來這3家公司上市後披露的資料顯示，這其實是一個相當保守的估計。

連結：日本利差損鏡鑑

國際市場經驗表明，利差損可能會給一家公司，甚至行業帶來滅頂之災。1998—1999年，受20世紀80年代過量銷售高預定利率產品之累，英國公平人壽發生危機。頗有諷刺意味的是，早在18世紀，公平人壽就首次運用生命表技術並採用長期均衡保險費方式計算保費，成為最早採用精算技術的保險公司。

這一時期，繼1997年日產生命倒閉之後，1999、2000和2001年三年之中，日本15家主要壽險公司中有7家相繼破產。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出現泡沫。在這一時期，日本壽險公司競相擴大規模，將保險合同的平均預定利率從4％向上大幅提高，至1985年，10年期以下新保單的預定利率已高達6。25％。

到90年代，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日本陷入通貨緊縮，利率大幅下降，直至最終採取零利率政策，資本市場也一蹶不振，日本壽險公司隨之陷入利差損深淵，公眾對保險業的信心大幅度下降，出現了退保狂潮。僅1997年第二季度，日本44家壽險公司的壽險退保金額就達到23。7兆日元，其中大公司的退保率約為10％，小公司的退保率高達70％～80％，整個行業備受煎熬。

表5…2　日本經濟危機時期破產的日本保險公司（億日元）

資料來源：人保資產管理公司。

面對利差損的壓力，各家公司自尋解藥。國壽靠剝離的美容手術，把包袱留給了母公司和財政部；而市場化的平安和太保則不得不苦練內功，自我消化。

硬幣總有兩面。

1999年後，由於預定利率保持不變，投保人獲得的回報相對偏低，香港等地的高回報保單乘虛而入，內地市場成為這些“地下保單”傾銷的區域。（1）

根據重災區之一的廣州保監局2003年的調查，“以普通壽險為例，地下保單給保戶的回報率是5個點，而國內同業給保戶的只有2。5個點；又比如投資連結，國內的回報率是3％～7％，地下保單可以高達20％”。這樣，“地下保單”每年至少使得廣東少收入的保費近100億元。

這顯然超出了監管者們的預期。

擴軍的罪與罰

1996年，在100多張牌照申請中，中國人民銀行史無前例地批准成立5家中資保險公司，其中3家是總部設在北京的全國性保險公司：華泰財產、泰康人壽和新華人壽；另兩家是總部分別設在西安和深圳的區域性保險公司：永安保險和華安保險。中國保險業迎來首輪大擴軍。

新公司雖然以國有資本為主，但是民營資本首度挺進保險業，翻開了保險資本暗戰中新的一頁。民營資本將伴隨中國保險行業的成長，上演無數正劇和反劇。而這幾家公司，除了泰康人壽表現相對穩健，其餘均是命運多舛：或股權糾纏不清，或經營幾度浮沉，或高管不得“善終”。

新華人壽就是其中一個縮影，幾乎同時遭遇上述三重困境。

1996年創辦時，新華人壽共有15家發起股東，包括東方集團、寶鋼等，但事實上的大股東為國有企業的新產業系和民營東方系的幾家公司。（2）

這僅僅是表象。

2007年11月的《中國經營報》披露，1996年10月，新華人壽剛成立時，外資蘇黎世就同新華人壽創始大股東（即東方集團）秘密簽訂了《股權買賣與合作合同》。這份合同分為A合同和B合同，此外還簽訂了《特別合同》、《信託合同》、《質權設定合同》等一系列檔案。

報道稱，合同簽署於1996年的10月30日，蘇黎世合同簽字人是時任蘇黎世資深董事Frank　Sriflik和時任蘇黎世北亞/太平洋區負責人Rorbert　Sinler。簽約後兩週，也就是1996年11月12日，蘇黎世馬上兌現合同承諾，先行支付的1。425億元人民幣立即進入了新華人壽大股東境外賬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