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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難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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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制度與小規矩（2）

記得在###參與高考方案論證時曾經遇到的尷尬。當我們提出把大學招生錄取的權力交還給大學的時候，偏偏就有在座的幾位大學校長首先反對。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他們“要不起”這個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力。很明顯，一位由大學以外的權力機構任命的校長，是難以辦出一所具有獨立精神的大學的，而一所沒有獨立精神的大學，更是難以抵擋來自社會各方購買權力的湧流。校長的權力並非來自學校，　我們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求他義無反顧地對學校負責？於是，本該由大學各自獨有的錄取權只好全部收攏起來，本該對不同的專業制定的各不相同的錄取標準也只好暫且不談，全國水平高低不等的大學、千差萬別的專業，也只能由同一個考試機構用同一個標準為大學錄取學生，他們依據的標準，除了分數，還是分數，什麼綜合素質，什麼多元智慧，通通束之高閣。這種價值判斷傳遞到社會，再由社會、家長轉換成巨大的壓力傳遞到中小學校，於是乎，校園裡的“分數命根”理論大行其道；於是乎，教育官員們開始無奈：“30多個減負檔案，管不了中小學的負擔過重”；於是乎，教育這項事關民族未來的千秋偉業，僅僅成為家長們實現家庭目標的跳板。

環環相扣的死結竟來自我們自己留下來的人事制度的鎖鏈，大制度之下，小規矩難免無可奈何。沉痛之下，多少人在思考，根深蒂固的人事制度堡壘何時才能衝破？

你不要對她說“No”（1）

今天，一位在哥大工作的華人女教授向我訴說了家裡的一場文化之爭——圍繞著照看她那一歲半的女兒，丈夫與保姆之間發生的矛盾糾葛。

她的丈夫是一位美國白人，而他們請的保姆則是一位不懂英語的上海人，這下問題就來了。

一直以來，丈夫就對保姆照看孩子的方法心存不滿，今天終於對著保姆比劃了起來。在他看來，保姆總是在限制孩子，孩子的自主行動處處受到保姆的阻止。他認為，不能隨意對孩子說“No”，在這個幼小的年齡，如果對她過多地設定障礙，就會扼殺她的創造精神和自主意識。

而保姆則十分委屈，她認為自己應該對孩子的安全負責，處處都要小心呵護，不敢有絲毫馬虎，不想反而出力不討好。

女教授夾在東西方文化之間，面對不同面板的臉色，左右為難。

不久前，我曾領教過她那位白人丈夫照看孩子的“功夫”。有一天，這位先生帶著自己的寶貝女兒來到我的住處，隨便往地上一放，便撒手不管了，任由那個一歲半的小公主在我那兩室一廳裡搞起了“大搜查”、“大破壞”，把所有的房間全都折騰得亂七八糟，連冰箱、微波爐都弄了個稀里嘩啦，最後，當小傢伙跑到廁所裡要玩馬桶裡的水時，爸爸才和顏悅色地與孩子商量換一種玩法——教孩子爬椅子。

孩子很高興，在家裡，保姆因為害怕摔傷孩子，從來不允許她爬椅子，這下好了，有爸爸撐腰，小傢伙把椅子搞得在地板上吱吱亂叫。任由孩子怎麼折騰，爸爸統統不加干涉。在女兒爬椅子的時候，他的任務只有一項：確保椅子本身不會摔倒。至於孩子會不會自己摔倒，他反倒並不怎麼在乎。

在他看來，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每一件事情都要靠自己學習，你不給他這樣的機會，最終他就不會有這樣的本領。如果我們一味地對孩子說“不”，那麼，孩子對一切就只會縮手縮腳，最終形成一種消極人格。

聽他這麼一說，我倒真的找不出多少批評他的理由了。

我們的一些家長總是埋怨自己的孩子不聽話，可是，仔細想想，如果我們的孩子事事順從家長的要求，那隻能做一個木偶了。我們對孩子的要求可以說是多如牛毛，這“不準”，那“不行”，到底可以允許孩子幹什麼？其實，我們當家長的並沒有給孩子留下多少空間。

不只是家長，學校裡制定的種類繁多的規章制度，也大都是以“不準”開頭，我們在單位裡對員工說得最多的，也常常是“不能”如何如何。在這樣的文化下，開拓進取成了標籤，銳意改革也不過是唬人的旗號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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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對她說“No”（2）

悲哉！一生中，我們遇到向我們說“不”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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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20日 星期三

下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