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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金祥等，先後擔任政治保衛隊隊長、政委的有：李玉堂、吳烈、海景州、馬竹林、卓雄、譚震林等。

以前，中共工作分為蘇區、白區兩大系統。白區的情報、保衛工作由特科主管，蘇區的情報、保衛工作由肅反委員會主管。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之後，統管各蘇區、白區的情報、保衛工作。就在國家政治保衛局建立的前後，全國各蘇區也將肅反委員會改製為政治保衛局、分局、處。中共的全部工作範圍，都由國家政治保衛局覆蓋。

這個“國家政治保衛局”，標誌中共的情報、保衛工作，開始轉以國家政權的形式實施。

第一章　特務　特科　特區

蘇區肅反（1）

肅反、保衛，不同的表述履行同一任務。新成立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將各級保衛局和肅反委員會的組織統一起來，同時也統一領導保衛和肅反工作。

蘇區的肅反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大概是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吧，作者探問《當代中國的公安工作》的一位編委：中國的公安史寫出來一定好看？

郝蘇沉吟片刻：不好寫啊，中國公安工作有幾次大的左傾……

公安保衛史上的三次大的左傾，有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發生在蘇區的“肅反”，有抗日戰爭時期發生在延安的“搶救運動”，還有建國以後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

撰寫保衛史，不得不面對如何寫錯誤的問題。

寫錯誤，往往是費力不討好，於是就有報喜不報憂的輕巧做法。可是，寫錯誤，實在是認識歷史展望未來的前提——迴避錯誤豈不容易重複錯誤？其實，寫錯誤之難，不止由於犯過錯誤的人也許有所顧忌，更為重要的是寫家應該有能力恰如其分地把握錯誤。越是不好寫的題目，越是關係重大，越應該下大工夫。

正像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決非孤立一樣，中國公安保衛史上的三次大錯誤也有相互聯絡。“文化大革命”是否以“搶救運動”為前身？“搶救運動”是否以“蘇區肅反”為前源？

全面記述發生於1930年至1935年期間的蘇區肅反，那應是另一部大書，本書只能提供一個簡明的歷史背景。

首先開始肅反的江西蘇區，從整肅“AB團”開始，因“富田事變”進入高潮。1930年6月，中共贛西南特委根據舉報，抓捕團特委幹部朱家浩，朱家浩又供出一批反動組織“AB團”成員。進一步逮捕審訊，“AB團”越抓越多，到9月，贛西南3萬多共產黨員中已經清洗1千多人！10月4日紅軍攻克吉安，繳獲敵人的物資中發現“AB團”徽章，還有一張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父親寫給地主的收條。總前委驚駭不已，前委書記毛澤東於14日致信黨中央，報告贛西南發現大批“AB團”分子。此時，國民黨發動對江西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毛澤東、朱德集中精力指揮戰鬥，肅反大權完全下放。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大力肅反，從4萬多紅軍中整出4400多AB團！12月，李韶九奉總前委之命率保衛隊趕赴江西行委駐地富田，當天就逮捕省行委書記李文林和紅二十軍軍長曾固林等八位主要領導。李韶九在富田嚴刑逼供，5天抓出120多人，處決40多人。接著，李韶九又帶隊到紅二十軍駐地東固肅反。駐紮東固的一七四團政委劉敵串連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發動軍部直屬獨立營起事，逮捕紅二十軍軍長劉鐵超和李韶九，釋放被捕人員。這就是震動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帶隊出走，提出口號：“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又分別送信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信中的內容是毛澤東佈置別人製造三人偽證，企圖加害。彭德懷認出這是模仿毛澤東筆跡的假信，釋出宣言擁護毛澤東總政委。紅軍總前委也釋出佈告。

肅反激起富田事變，富田事變又激發更為強烈的肅反。富田事變的處理幾經反覆，降溫，升溫，最後導致二十軍從軍長到副排長的所有幹部被捕，戰士分編，番號取消，大批幹部被處決。肅反迅速蔓延各地，蘇區幹部人人自危。紅二十二軍軍長兼政委陳毅也被李韶九盯上了，離家開會之際叮囑妻子肖菊英：“我去開會，如果到下午六點還不回來，你就回老家躲起來。”歸途遭遇土匪伏擊耽誤了時間，陳毅八點才趕回，家中妻子已經跳井自殺！

肅反的執行單位是政治保衛局。按照有關規定，保衛局本來無權殺人。“對於反革命嫌疑犯可以直接逮捕”，“一般的對於反革命犯人及其嫌疑犯的判決和執行權，屬於司法機關，政治保衛局則處於檢查的原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