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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運動狂潮一起，特別是戰爭時期，保衛局的權力就無限擴大，從偵查到審訊到判決，一家履行公安、檢察、法院三家的全部職能。除了本系統的上級之外，再無任何機關可以制約的保衛局，甚至出現了殺人不經同級軍政首長批准的情況。

不受制約的權力，又導致超越制約的行動。贛西南首創的經驗是：“非用最殘酷的拷打，決不肯招認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地嚴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這種後來被概括為“逼供信”的方法效果極大，產生的連鎖反應導致“反革命”越來越多！①

1930年底江西蘇區出現“富田事變”，隨之閩西蘇區開始肅反，而後，湘贛蘇區、湘鄂西蘇區、鄂豫皖蘇區也都開展一個又一個波次的肅反，肅反的物件迅猛擴大，大批黨員、團員、紅軍幹部、戰士被處死，一些根據地的領導人也被殺害，湘鄂西殺了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鄂豫皖殺了鄺繼勳、許繼慎……直到紅軍被迫放棄根據地進行長征，各地肅反才逐步平息。可是，張國燾在長征路上還殺了高階幹部曾中生。1935年10月的時候，各地蘇區的肅反都停止了，陝北這裡才開搞。

雖然尚無條件核實肅反殺人的全部數字，但是可以肯定，肅反殺了那麼多幹部、特別是縣團以上的高階幹部，卻是敵人都無法做到的。肅反擴大化還造成內部分裂，群眾疑惑。由於害怕肅反，一些地方的群眾不再支援革命，甚至“反水”跟著敵人跑。可以說，肅反造成的後果，動搖了革命根據地的生存。①

第一章　特務　特科　特區

蘇區肅反（2）

遍及全黨的肅反，顯然同當時中共中央的左傾領導相關。肅反期間，中共中央的領導先後是李立三、王明，整個路線越來越左，肅反左傾並不奇怪。

也有國際背景。

中國大革命失敗後，托洛茨基聯合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批評斯大林指導錯誤，斯大林在多數人的支援下反擊了托洛茨基。慶祝十月革命節的遊行中，擁護托洛茨基的人呼喊反對斯大林的口號，其中，就有一些中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蘇共隨即開始進行反“託派”鬥爭，將中國留學生中的託派遣送回國。回國後的託派學生形成了一些中國的託派小團體，又逐漸圍繞在被撤銷黨內職務的陳獨秀周圍，1929年間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選舉陳獨秀為書記。

此時的蘇聯，形成了一種新的看法：黨內的反對派能夠動搖革命隊伍內部的信念，因而比敵人更危險。反託派鬥爭迅速升級，開除黨籍，驅逐出境，肉體消滅，比對敵鬥爭還狠。作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的中國黨，也有一句流行語言：“對於革命隊伍內部的動搖思想，必須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談到黨內鬥爭，毛澤東曾經提出“五不怕”——不怕受批判，不怕受處分，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殺頭。年輕的時候，作者以為這是故作驚人之語。成年之後才知道，這“五不怕”個個針對肅反中曾經出現的真實！

殘酷的真實表明：生活不是烏托邦，沒有錯誤的革命並不存在。

現實的真實又表明：不能在潑洗澡水的時候潑掉孩子，錯誤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

回顧歷史錯誤，與其追究個人責任，不如探討主觀客觀條件。歷史上確實存在著激烈而殘酷的生死鬥爭，新生的共產黨確實面對強大而殘忍的敵人。沒有這些極其不利的客觀條件，誰也不會想到採用肅反這種激烈措施。但是，把錯誤歸於客觀條件，又能得到什麼收益呢？還是應從肅反的主體找教訓。

發生在中國的蘇區肅反，同中共中央以至共產國際的左傾領導直接相關。領導蘇區肅反的中共幹部和保衛系統，還是相當幼稚，尚無對付內部奸細的經驗。

可是，這個如此幼稚的政黨，居然還能從如此慘重的挫折中緩過來！錯殺那麼多自己人，隊伍依然不散。對錯誤不滿的人，依然相信這支隊伍能夠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即使是被害的人，也依然堅信整肅自己是出於革命的目的。那種認為中共只是一個恐怖團體的看法，難以解釋這個實力弱小的團體怎能最終贏得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擁護。那種認為中共領袖玩弄個人權謀的看法，也難以解釋毛澤東在失去權力之後還能被重新擁戴。

我們現在對於歷史錯誤的回顧與總結，儘管也有難處，畢竟相對輕鬆。事後諸葛亮嘛！當年，中共中央對於肅反錯誤的糾正與總結，卻要艱難許多。

周恩來在1931年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