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頁)

我們不由得聯想到少年越南發出的“超印趕中”的豪言壯語。

在這種樂觀情緒的渲染下，雖然早在1987年下半年日本經濟已經出現過熱徵兆，建築材料價格也不斷上漲，日本仍然在1988年度財政預算中將克服“日元升值蕭條”作為首要政策課題，大幅擴大公共投資，1989年又公佈了總額達430萬億日元的“公共投資基本計劃”，將泡沫經濟推上了膨脹的頂峰。即使在泡沫的峰頂浪尖上，日本政府也沒有對經濟過熱產生足夠的警覺，而是過於關心景氣的持續時間。1991年10月，日本經濟企劃廳釋出月度報告，稱景氣已持續57個月，是戰後持續時間最長的繁榮期，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重感冒與打噴嚏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日本終究是日本，就好像一隻大象得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重感冒，恢復過來之後仍然是龐然大物。相比之下，今天的越南危機還只是像小馬駒打了個噴嚏，不管規模還是症狀，都不在同一個重量級上。

從整體經濟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經濟危機與今天的越南危機相比，是處於經濟週期不同階段的、具有不同發達程度的經濟體，由於不同的政治經濟誘因導致的，發生在不同範圍內的危機。

日本經濟危機與越南危機比較

人們普遍認為，外部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尤其是日美經濟關係衝突，是日本經濟危機積累和暴發的直接導火索。而越南危機的積累與國際政治或貿易摩擦沒有直接關係，是次貸危機帶來的國際經濟大環境的惡化，以及國際性通貨膨脹的輸入引燃了越南國內積蓄已久的泡沫導火索。

在日本危機發生前的很長時間裡，美國將日本作為對抗前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的盟友與前哨，對日本政府採取的是特殊的扶植政策。日本也加緊利用美國在資金、技術、市場和軍事等方面的支援增強國力。當時，日本經濟振興和對政治大國的渴求使美國感覺到了威脅，但暫時由於其仍有利用價值而使矛盾得以緩和。然而，冷戰緩解和結束後，日本作為冷戰盟友的利用價值如潮水退去，而兩國在貿易領域衝突和地區主導權上的爭奪則像礁石一樣凸顯出來。美國丟擲了“日本異質論”，在經濟貿易、技術競爭和政治等方面都給予日本前所未有的壓力。

可以說，是日美關係的變化和美國內部經濟形勢走向，促使美國將經濟壓力轉嫁給日本，逐步誘致日本泡沫經濟的積累和破滅。日本怎麼也沒有想到，正是自己多年來引以為傲的貿易順差招來了禍水，引起歐美等國的嫉恨和彈壓（而越南則是常年貿易逆差的受害者）。1974～1985年，日本的出口對整個GNP增長的拉動上升至34�5％，經常專案盈餘不斷擴大。經過里根政府時期，美國不僅每年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維持在500　億美元左右，而且還變成了世界最大的債務國，而日本則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日元對美元的匯率比價隨著日本經濟上升逐漸低估，直到美國為了解決鉅額貿易赤字而炮製“廣場協議”，使得在隨後不到3年的時間裡，日元對美元升值近100％，令日本政府頭痛不已。相反，越南政府正在全力遏制貨幣貶值，因為惡性貶值不但沒有推動出口的大幅增加，反而提高了進口成本，加重了負擔。

……。（詳細內容請見原書，支援正版打擊盜版）模也如此有限。所以日本經濟泡沫破滅所爆發出的破壞力，遠遠高於今天在越南出現的情況。

與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比較

越南貨幣危機剛一爆發，人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1997年源於東南亞並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在眾多研究報告和新聞分析中，也屢屢將越南的貨幣危機與東南亞金融危機進行比較。讓我們的目光穿過11年的歲月，回到那個讓全球陷入不安，充滿金融動盪的時期。

源起泰國席捲全球

東南亞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於1997年，橫掃亞洲，進而影響到全球經濟，一直反覆糾纏肆虐，到1998年底才逐步平息。而在危機中遭受重創的泰國、韓國等當事國則花費了更長的時間來療傷，直到進入新世紀才逐步走出金融危機陰影。

早在1995年，IMF的經濟學家莫里斯？戈爾茨坦就撰文說，東南亞國家，尤其是泰國，正面臨與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類似的風險。不幸的是，這一預言在1997年果然成為現實。以索羅斯基金為首的國際對沖基金針對泰國樓市泡沫膨脹、貸款質量差的弱點，提前半年逐步建好了沽空泰銖的倉位，並於1997年初猝然發動攻擊，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狂拋泰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