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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越南同病相憐

乍一看，日本在當時更像一個已經邁進了發達國家俱樂部門檻的暴發戶，與今天還在勤勤懇懇奔小康的越南根本不是“一條道”上的。不過在危機爆發的很多方面，當年的日本與今日之越南可謂同病相憐。若是越南能早一些吸取日本經濟危機的教訓，或許不會有今日之憂也未可知。

對比兩次危機，從問題產生和積累的根源上來說，美國都在其中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在當年對待日本的問題上，美國對日本忽然出現在發達國家俱樂部裡非常驚訝，索性認定日本是沾了美國扶植政策的光，靠不公平競爭才偷偷跑到歐美大哥前面去了，連引以為豪的“美國人的靈魂”洛克菲勒中心都被三菱財團收入囊中，這是萬萬不能容忍的。於是美國製造貿易摩擦和“日本異質論”在前，泡製“廣場協議”在後，甚至於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也要日本來幫著扛。最後，日本的泡沫終於形成了，又“砰”地一聲破滅了，洛克菲勒中心也只用半價就被買回來了，美國的世界經濟霸主地位從此更加穩固。而在越南危機中，雖然沒有直接看到美國的身影，但越南卻是被美國的次貸危機“流彈”擊中，而洶湧輸入的國際通貨膨脹和之前越南難以忍受的盾升值壓力，究其根本都是美國應對自身經濟而輸出通貨膨脹，間接將問題轉嫁給其他經濟體造成的。

談到對本幣升值的敏感程度，當時的日本也同嚴重依賴出口的越南“心有慼慼焉”。日本國土面積小，人口密度高，市場有限，必然依賴海外市場，特別是美國市場。1983～1984年，對美國的出口分別佔日本出口總額的29�2％和35�3％。過於依賴外需的經濟增長模式，也使得日本對本幣升值格外敏感。這也是歐美等國迫切需要利用“廣場協議”這樣一份“賣身契”來給賽跑中的日本添上更多負荷的原因。

果不其然，在“廣場協議”基礎上的美元貶值和日元升值迅速削弱了日本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更糟糕的是，日本當時的產業結構相對較落後，產品除了價格優勢，缺乏在科技含量、附加值等方面的競爭力。危機前，日本的主要支柱產業在二、三十年間幾乎毫無變化，仍然是汽車、機電產品、鋼鐵、化工等，在技術引進方面仍然以消化、吸收、改良等漸進性創新為主。但是這些產業在日本國內已經產能過剩，在國際市場上也處於需求飽和狀態，隨後的日元升值更蠶食了成本領先的優勢。在新興產業，如資訊產業中的軟體開發和中央處理器研發等方面遠遠落在美國後面。這種產業結構的停滯持續不但加劇日本與歐美的貿易摩擦，惡化其政治經濟環境，也從基礎上削弱了日本經濟上升的後勁。

日元大幅度升值和產業結構的落後，使得在技術水平與經濟實力沒有實質變化的情況下，以美元計算的日本資產價格快速上升。外需因為日元升值而下降，內需又受限於國內市場的狹小，即推高了物價水平，又將大量資金推向股市和樓市，進一步形成泡沫。加之日本實行了與當時貨幣情況不符的寬鬆金融政策，促使流動性持續膨脹，無論企業還是國人都將大量的資金投入房地產業等“虛業”。從1990年1月初，日經指數在離4萬點咫尺之遙後，調頭大跌，到1990年10月跌到25194點，跌幅達35％；到1992年8月，跌到14309點，跌幅達63％；到1998年，達8000點，跌幅達79％。歷史似乎已經重演——越南股市也正是2005年到2007年3月12日的兩年多時間中狂漲了5倍，然後再一頭栽落，在15個月的時間裡下跌超過65％。

實際上，無論日本還是越南，在危機爆發之前都有一些機會可以“逃生”，但之所以遲遲沒有采取正確的調整政策，是由於他們都犯了一個共同的失誤——對泡沫經濟缺乏必要的認識和充分的警惕。雖然1989年末的日經指數高達38915�87日元，雖然這相當於1984年的368倍，雖然1989年末最後一天歷史性地創下接近4萬日元的新高度，雖然日本股市高達80倍的市盈率將其他主要股票市場遠遠甩在後面，但奇怪的是幾乎所有人都對經濟充滿樂觀，如果當時有經濟學家提出經濟危機的想法，那肯定會被大家看成瘋子。日本人常常可以在報紙上看到這樣的論調：“把東京的地皮全部賣掉就可以買下美國，然後再把美國土地出租給美國人住。”這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