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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火中，或者只是為世人漸漸遺忘。在過去幾個世紀的龐大遺產中，這是最佳的一部分？還是最差的一部分？在這樣一個言論創造的領域裡，我們究竟收集了純金塊還是土罐？我們至今仍在閱讀歐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庫羅斯，稱他們為古希臘三大悲劇詩人。然而，在《詩學》這部討論悲劇的著作中，亞里士多德援引了在他看來最出色的悲劇作者，卻沒有提到以上三位詩人的名字。我們所遺失的是否就是最好的，比我們所儲存的更能代表古希臘悲劇？從此又有誰能幫助我們解決這樣的困惑？

在亞歷山大圖書館，還有其他同樣消失於火中的圖書館，那些付之一炬的莎草卷軸也許包含著一些蹩腳作品，一些沒有品相或愚蠢不堪的作品，我們能否藉助這個想法安慰自己？我們能否藉助圖書館收藏的無用財富來減緩這一歷史的巨大喪失，這一對我們的記憶的自覺或不自覺的扼殺，從此滿足於我們已經儲存的東西，滿足於靠世上所有技術武裝起來的社會所竭力穩妥儲存卻終究無法持久的東西？無論我們如何堅持讓歷史說話，我們在圖書館、博物館、電影資料室裡只能找到那些時間沒有或無法銷燬的作品。從此我們意識到，在一切均被遺忘之後，文化只能是那些倖存下來的東西。

然而，在這個對話過程中，最讓人愉快的也許還在於對愚蠢致敬，愚蠢默默守候著人類巨大而固執的勞作，絕不為偶爾的專斷而自咎。艾柯和卡里埃爾，一位是符號學家，一位是編劇，這兩位藏書家、愛書人的相遇，意義便在於此。艾柯收藏了一系列有關人類的虛假和錯誤的極其珍貴的作品。在他看來，這些作品權衡著任何建立真實理論的傾向。他解釋道：

人類是一種不可思議的造物。他發現火，建就城市，創作美妙詩篇，解釋世界，發明神話形象，等等。然而，與此同時，他從未停止與同類戰爭，犯下錯誤，破壞環境，等等。在高度心智與低階愚事之間的權衡，最終形成某種近乎不好不壞的結果。因此，我們決定談論愚蠢，從某種意義而言，我們同時在向人類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前言（3）

書籍既要如實反映追尋更好的人類的憧憬和天賦，也必然要傳遞這種過度的敬意，這種可鄙性。因此，我們也不要指望擺脫這些欺騙的、錯誤的書籍，這些從我們可靠的眼光來看甚至是完全愚蠢的書籍。它們將如忠實的影子，追隨我們直到最後一刻，毫不撒謊地講述我們曾經所是，尤其我們現在所是——熱情、固執但確實毫無顧忌的探索者（chercheur）。當謬誤僅僅屬於那些探索並犯錯的人時，謬誤就是人性的。每一道得到解答的方程式，每一種得到證明的假設，每一篇得到改造的論文，每一個得到分享的觀點。在到達這些以前，有多少道路通向絕境？在最終超越自身辛勞的卑劣性的人類身上，這些書喚醒了夢想，但與此同時，它們也玷汙了人類，使之黯淡。

作為著名電影編劇、戲劇家和評論家，卡里埃爾對愚蠢這一不為人知的紀念碑表現了毫不遜色的關注。在他看來，人們對愚蠢的探尋還不夠充分。他曾以“愚蠢”為題撰寫過一本書，此書經得持續再版：

六十年代，我和居伊·貝什泰爾在寫《愚蠢辭典》時曾自問道：為什麼只關注智力、傑作和精神豐碑的歷史？在我們看來，福樓拜所珍視的愚蠢要普遍得多，這是自然而然的，也更豐富多產，更具啟發性，在某種意義上更公正。

對愚蠢的關注，使卡里埃爾完全理解艾柯，理解他在收集這一誤導人類熾熱而盲目的激情最明顯的證據時所付出的努力。顯然，我們可以在謬誤和愚蠢之間辨識某種聯絡，甚至是某種秘密的同謀關係，幾個世紀以來，似乎沒有什麼能夠挫敗這樣的關係。然而，就讀者而言，最令人驚訝的卻在於，在《愚蠢辭典》和《虛假戰爭》的兩位作者的提問之間，存在著某種感同身受的默契，這一點在對話中時時得到映現。

讓—克洛德·卡里埃爾和安貝託·艾柯作為這些探索過程中的意外事件的饒有興趣的觀察者和記錄者，深信我們若要對人類的奇遇有所領悟，將不僅透過人類的輝煌，也將透過人類的失敗。在此，他們圍繞記憶展開出色的即興言談，從各種難以彌補的失敗、缺陷、遺忘和損失說起——所有這一切和我們的傑作一起成就了人類的記憶。他們津津樂道地揭示，書籍儘管遭到各種審查的*，最終還是得以穿過那張開的大網，這有時是好事，但有時卻可能是壞事。書寫的普遍數字化和新電子瀏覽器的使用給書籍帶來極大挑戰。書中對書籍的幸與不幸的揭示，有助於調和這些業已得到宣告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