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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　第三部分（13）

後來的結果表明，墨西哥宣佈無力履行償債義務的事件成了拉丁美洲20世紀80年代“失落10年”的開端。在該地區，經濟增長直線下落，國際貿易出現萎縮。一些政府被迫恐慌地削減支出，以保護社會部門（如教育和健康）和基礎設施，貧困程度隨之上升。

工業國家對拉丁美洲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的擔憂，基本上因其主要努力旨在讓銀行系統改變資本結構而顯得無足輕重。改變資本結構的關鍵點在於贏得時間，使銀行資本基礎能夠頂住對全世界發展中國家貸款進行重組帶來的衝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被給予更大的應對靈活性。與此同時，一些新的用詞進入銀行業操作語彙，譬如“債務懸垂”和“布拉迪債券”。布拉迪債券…因美國財長尼古拉斯·布拉迪（Nicholas　F。　Brady）推動銀行將其對新興經濟體的違約債權進行證券化以便出售而創設…標誌著全球金融開始進入一個更為樂觀的階段。

在此階段，新興經濟體逐漸恢復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通道；這致使一系列新的金融工具和投資活動急劇增加。24　投資者願意承擔較高的信用風險，就有可能以債券的形式購入經過重組的銀行貸款。相對於工業國家政府和公司所發行債券提供的利率，這些債券的收益率含有相當高的溢價收益。然而，正當這一更為樂觀的新階段勢頭越來越強勁時，全世界又很快受到新興經濟體影響廣泛的衝擊。而且，這次衝擊仍然具有破壞性。

1994年12月和1995年第一季度，全球市場再次受到震動。又是墨西哥充當了導火索的角色：其債務期限不匹配的情況加劇了一個主權國家可能進入違約狀態的風險。我仍然記得，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米歇爾·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告知執行董事需要融資的規模和本機構不得不扛起來的融資負擔時，那些執行董事的臉上都現出震驚的表情。這場危機透過實施較大規模的國際金融一攬子援救方案得以避免。拯救行動不得不經過兩個步驟才達到目的。第一步注入應急資金不足以避免危機；1995年3月，一攬子行動提供的資金不得不再次加以補充。

兩三年後，整個世界立即又想到，給全球金融市場造成混亂並非拉丁美洲獨有的能力。1997年夏季標誌著亞洲危機開始突顯，這場危機在一些諸如印度尼西亞、韓國和泰國之類的國家給金融系統造成了蔚為壯觀的內爆…這些經濟體此前被視為處於廣受稱賞的“亞洲奇蹟”的

中心。

時至1998年8月，動盪的浪潮已向西遷移，吞沒了俄羅斯。8月17日，俄羅斯宣佈將拖欠一批債務。這一浪潮西移的過程促使市場產生更大混亂，到9月，市場混亂使全球金融系統的某些部分處於崩潰邊緣。這一點從以下兩個方面最能清楚地得到說明：高槓杆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在危機中衰亡；以美國為首的政策制定者隨後努力提供便利，為長期資本管理公司頭寸進行有序解鏈，並讓金融系統恢復流動性。

次優理論

考慮到多重均衡和觸染效應，自然會引致“次優理論”（theory　of　second　best）提供的見解，這一理論可以追溯到1956年兩位經濟學家凱爾文·蘭開斯特（Kelvin　Lancaster）和理查德·利普西（Richard　Lipsey）進行的研究。他們思考，如何在一個（或多個）最優條件不能滿足的情況下做出最佳反應。憑直覺，你很可能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滿足其他一些最優條件。然而，蘭開斯特和利普西根據其研究發現警告人們不要這樣做。的確，他們發現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旦一個最優條件被違背，最好的結果會涉及違背其他最優條件。

為了向實習學員說明這一重要理論的獨到見解，我經常提到我大學時代最喜歡從事的一項活動…玩風險遊戲。玩這種簡單的桌面遊戲時，玩家之間進行競爭，透過征服、獲取國家和大陸以控制世界。從本質上說，“軍隊”的調動基於骰子的滾動，這意味著獲勝的玩家往往是那些使用以機率為基礎的玩法形成其策略的人，特別是在遊戲可能持續好幾個小時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漸漸地我發現，最優的基於機率的玩法在某些情況下需要做些小小的調整。譬如，我備感挫折地發現，當與我玩的一些對手不受基於機率的考慮因素影響時，嚴格堅守基於機率的玩法並不可取。我發現，我的對手越是偏離基於機率的玩法，為了抵制對手的玩法對遊戲的影響，我越有可能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