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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髮展成一場普遍的信用緊縮，他們擔憂普遍的信用緊縮會削弱總體經濟活力，增加失業率，給人們造成過度困苦。

美聯儲在實施這些行動的同時，還發出一個訊號，即美聯儲在制定應對政策的過程中會尋求“保險”。正如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向國會所陳述的，“我們已做好準備，隨時可以另外採取必要的實質性行動，以支援經濟增長，為預防下方風險提供恰當保險。”21　同時他也強調美聯儲的政策制定機構“必須格外保持警覺和靈活性”。在此，他們的動機仍是想阻止一個特定市場的紊亂髮展成更普遍的動盪。這一貨幣政策反應同時伴有美國政府的財政和準財政行動，政府行動旨在搶先阻遏住房抵押品贖回權取消的浪潮以及與之相關的住房價格和消費者信心的驟跌。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碰撞　第三部分（12）

多重均衡和觸染效應（contagion）的概念可以讓我們更易理解諸如經濟週期、氣候變化和生態系統的動態發展之類的話題。我第一次偶然碰到這兩個概念大約在25年前，當時我正在觀察新興經濟體的市場。說具體些就是，我看到在一個特定國家和（或）地區發生的一次危機往往對其他國家造成附帶損害，而這些國家最初未必具有相同的危機條件。22

當時，新興市場的世界尤其會透過以下三個截然不同的傳播途徑，易受觸染效應和多重均衡的影響：

經濟途徑：新興經濟體為創造外匯以滿足其債務支付，需要透過出口進入工業國家；

融資途徑：新興經濟體實際上依賴能夠籌集新的融資，為到期債務提供滾動支付；

技術途徑：在那個階段，戰略（專門針對新興市場投資的更加穩定的）投資者的資本流量窄而少，新興經濟體為了超越這種狀況而利用策略投資者非常重要。

這些途徑必然包含極大的相關關係。畢竟，這三個途徑本身是相互關聯的：一次經濟紊亂就可以減緩跨境資金的總體流動，而且在減緩的過程中，也會嚇退策略投資者，使其退出對新興市場的風險暴露。另外，這三個因素中的每個因素必然使單個新興經濟體之間存在很大程度的相關性。

我首次接觸到新興市場的影響是在1982年夏季。我從牛津大學旅行到華盛頓特區，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為期3個月的實習。這個時候，“新興市場”和“新興經濟體”的說法尚未進入公眾語境。相反，人們談論的多半是“發展中國家”，儘管“欠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這兩個較老的提法此時仍然經常提到。

這年夏天，我在“貨幣替代”專案上的實習，因為能接觸到每天發生的全球金融事件而得到有益的補充。我接觸全球市場是透過閱讀當時名為Blue　Sheet的一種非常精彩的每日時事通訊。這份通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職員對發生在世界各地的重要經濟和金融故事進行彙編的出版物，其筆調和內容在8月份驟然大變。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變化，是因為墨西哥宣佈不再有能力履行預定的國際債務義務。

開始尚是有關墨西哥的一個故事逐漸演變成一個全球性重大事件。人們對美國大型銀行（如大通曼哈頓銀行和花旗集團），尤其是對“貨幣中心”巨型銀行的財務狀況越來越擔憂，因為這些機構放給墨西哥及其地區鄰國的貸款超過了它們的資本金。23　給拉丁美洲其他經濟體的貸款活動被中止，實際上這讓每個經濟體進入一個債務允許延期償付和重組的週期。多邊機構都被迫進入危機管理操作程式，操作規模之大，在墨西哥宣佈無力償債之前簡直難以想象。

我至今清晰地記得自己如何將觸染效應可能的操作後果進行了內化。幾年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走出在當時看來非同尋常的一步（現在已是常規做法）…為獲得私營部門資金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訊，我們一個小組訪問了紐約的銀行和投資經理。我們詢問他們聽到墨西哥訊息之後的即刻反應，很多人說他們不再向智利和哥倫比亞這樣的國家提供新貸款，如果已有信貸額度，他們也只是對其中一部分給予展期。

銀行和投資經理的行動在我們這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學家看來顯然不合邏輯。畢竟，智利和哥倫比亞與其他本地區國家有著顯著的不同，這兩個國家對其經濟和財政的管理非常謹慎。不過，技術面是如此，基本面的分析也就不適用。這兩個國家面臨信貸配給程度上升的困難局面，其原因只是一些不利的事情在它們的管轄範圍之外發生了。幸運的是，兩個國家並未求助於債務重組，便度過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信用普遍緊縮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