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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總統肯尼迪及其政府認為這給美國帶來了調整對華政策的契機，尤其是在和蘇聯對抗的大背景下，緩和中美兩國關係，能夠緩解美國的戰略壓力，於是決定嘗試透過糧食援助以實現這一目標。為此，美方制訂了援助中國的方案，並透過不同渠道向中國傳達這一資訊。

在這個溝透過程中，中國特使王炳南表示，“中國人民絕不依靠別人的施捨而生活，更不會拿原則去做交易。”因而拒絕了美國的糧食援助提議。美國以糧食援助來獲得盟友的計劃再次遭遇了挫折。

不過美國也有成功的範例，如在冷戰時期停止對印度的糧食援助，最後迫使印度跟美國改善關係。

冷戰時期的糧食武器，展示了這樣的景象，即涉及民生的這些物資也成了武器。但是是否奏效還要看各個物件國的態度，以及透過多種手段對抗制裁和引誘的決心。今天，這種糧食武器更會具有全球化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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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控制著我們吃什麼

2007年9月，我（周立）在美國中北部做農場調查時，有一晚住在衣阿華州的農民蓋瑞家。蓋瑞只耕作2英畝土地，擁有一個小型農場。晚餐中，我們談起了食物收益的分配結構。他深有感觸地從櫃子裡拿出了一盒早餐燕麥片，問我：“你說，這盒燕麥片我們農民能得到多少錢？”他告訴我，這盒美國人最常見的早餐食品，在超市中至少賣美元，而出售燕麥的農民，只能從中得到5美分，也就是。實際上，伴隨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結構的變遷，消費者在食物上的花費越來越多，農民得到的收入卻越來越少。錢被誰賺去了呢？是那些食物巨人—大型食品企業。在認識了食物帝國的糧食武器後，我們還有必要認識食物的商品化，以及食物巨人在食物商品化過程中的推動作用。

從1996年起，美國新的農業法案實行，以農業補貼制度代替了糧食儲備制度。市場價格高，政府減少補貼；市場價格低，則增加補貼。1998年後，美國政府的農業補貼一直穩定在每年200億美元，但是這200億美元的補貼，表面上是進入了農民的口袋，實際上，農民的農場收入，在近些年不僅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美國農場的全國淨收入，由一度的540億美元，下降到不足500億美元。補貼實際上全部落入了控制農業生產上游投入品和下游加工、儲運、銷售各個環節的食品集團手裡。

這些糧食寡頭，在得到低價商品糧的補貼後，以此為原材料基礎，建立了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過的食物競爭力—廉價糧食基礎上的廉價食物體系。這一強大的資本，不僅扭曲了食物利益的分配結構，還扭曲了食物加工結構和貿易體系，扭曲了消費者營養體系，使得公眾健康受到巨大威脅。

就食物加工和貿易而言，這些食品集團涵蓋了農產品投入、生產、加工和銷售的每一個環節，實現了全球性的橫向一體化和縱向一體化，使得跨國交易變成了公司內部貿易。他們有選擇地只讓農民種少數經過基因改造的高糖或高油穀物，使得一兩代前還十分自然的食物結構，已經變成了無處不在的人工食物結構。這一食物結構，主要建立在對廉價的人工配置的高糖和高油玉米、大豆等轉基因作物的利用上。而健康的農產品，如水果、蔬菜等，得不到一分錢的政府補貼，其生產規模相對於需求在萎縮，消費人群越來越集中於中高收入階層，其價格也在不斷地上漲。在過去的20年裡，美國的新鮮水果和蔬菜價格，已經上漲了40％，而軟飲料、糖類、油脂類以及飼料家禽等價格，都有較大幅度的下降，軟飲料價格下降了20％多。

於是，表面看，美國人的餐桌在豐富，世界上各個發展中國家國民的餐桌也在豐富。然而，一個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怪現象也隨之出現，窮人越來越胖。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步發達國家後塵，它們的國民也越來越多地患上了肥胖症，而真正的富人，卻體態正常或消瘦。這正是農作物體系的失衡帶來了食物加工體系的失衡，從而帶來了消費者營養結構的失衡。一個又一個表面自由和自主的消費者，變成了按公司開出的食物配方餵養自己的食物消費機器。

為了俘獲更多的消費者，我們看到，鋪天蓋地的營養廣告、營養專家建議，以及一波又一波的飲食潮流，在衝擊著人們的胃腸和心靈；一個又一個消費者，削尖了腦袋要迎合被產業資本定義的格調和風尚，卻一個又一個地掏空了錢包，落入了不健康、不自然之中。有資料顯示，美國農業部億美元的營養教育預算，與食物與飲料公司的“營養教育”相比，少得可憐，僅是百事可樂（12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