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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九月十八日夜間未經通知突然襲擊沈陽及東北各地，此舉為空前所未有。日本於數星期中激動其國人，並於中國受水災共禍內戰之苦痛時，而取暴行。當餘聞及日軍在東北，將有某種行動時，餘即命令中國軍警收兵器於兵庫，取不抵抗主義。當日軍實行進攻之訊息傳來時，餘又下令勿事抵抗。日方雖對此舉認為有臨時原因，然張氏宣言稱事實證明過去若干時間，日方製造戰爭已引起世界注意。日軍現已開釁，但中國無意以武力對待之。中國方面維持世界公意之判決，並希望而期待對此事件將有公正之判決。張氏稱日方欲佔至何地為止及其目的，彼均不明，因全部事件均系非常。有詢將來交涉系由中央抑由東北地方進行，張氏答稱此苟全國一致之問題，當由南京解決。張氏又答苟國聯方面提出的問題，則自由南京國府辦理，各國記者最後對張氏之接待，表示熱烈之謝意，並祝張氏早日恢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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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SEP221931”（1931年9月22日），《大公報》報導：“（赴沈平津記者團廿日來電）記者團二十日下午一點抵皇姑屯，由日記者野口則清取得領事館許可，方入附屬地內，（日軍）進攻西門者，由三經路西側進攻，城內事先日方已有埋（伏），由便衣隊混入內應，擊退我國軍警，開門放日軍入城，日軍在發動之先，連日在北大營附近作戰鬥演習，形勢嚴重，故駐北大營第七旅早有預備，連日即不在營內居住，由另一營守備，及日兵進攻，團長官命令不準應戰，由後門退走，日軍趕至，縱火焚燒，駐講武堂之學生隊約兩千人，亦向瀋海線退去，兵工廠迫擊炮廠糧服廠等全被佔領，兵工廠所存械彈，傳聞足數十師之用，與新式機器全被日軍運走，。”Ⅰ米Ⅰ花Ⅰ書Ⅰ庫Ⅰ&nbsp；http：//www。7mihua。com

材料三：“SEP221931”（1931年9月22日）《晨報》報導：“（本報特訊）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參謀廳廳長榮臻，憲兵司令陳興亞，參謀次長鮑文樾，於前日由瀋陽來平，昨晚十時，車過天津，今晨一時十分抵平，張副司令令湯國楨到站迎接，萬福麟、周大文、胡若愚等均到站歡迎，榮等下車後，偕湯國楨等乘汽車赴協和醫院謁見副司令，因時間過晚，未與記者發表談話，聞瀋陽等處東北軍，自無抵抗撤退後，一部分集中錦州，尚有一部分，現擬集中山海關。”

材料四：“SEP241931”（1931年9月24日）《晨報》報導：“（南京二十三日下午六時四十分本報專電）漾（二十三日）國民政府告國民書，原文如左：日軍在東三省暴行發生以後，我全國人民應取之態度，中央已有詳切之指示。今茲事變起後，政府已立即將日人之暴行，報告於國聯，並要求第一步先使日軍立即撤退，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已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

根據以上四段材料，可見：

第一，“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國方面，至少是東北方面是採取了不抵抗，而且有明確的“不抵抗主義”的對策，尤其是“材料一”中張學良在9月21日晚接見外國記者團時說的一段話：“餘即命令中國軍警收軍器於兵庫，取不抵抗主義。”

第二，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對策是他自己決定的還是按蔣介石的旨意，現在沒有原始材料證明是蔣介石的旨意，過去許多史書說是蔣下令採取“不抵抗主義”，均為人云亦云。張學良承認是他下的命令，他說：“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國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1996年11月香港同澤出版社出版的《張學良文集》（下卷）附錄（二）《日本NHK（日本廣播協會）採訪張學良的記錄》有一目“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把張的“我下了不抵抗命令”的有關談話公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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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蔣介石要負多少責任呢？至少可以說蔣介石是不主張抵抗的，從“材料四”可以看出當時國民政府的態度是：“對日軍避免衝突”，“務必維持嚴肅鎮靜”。從分析角度，張學良的對策是符合蔣介石的宗旨，所以對“九一八”日寇入侵就順著“不抵抗主義”的思路走下去，結果導致整個東北丟失。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全國學生紛紛到南京請願，要蔣介石出兵抗日。陳布雷在日記中說：“學生團體來京請願出兵宣戰者不絕，大隊集合於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