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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攻擊張學良，但張學良有苦說不出來。”3到了9月12日國民政府駐日大使館電告說，近日日本政府決定對滿蒙的最後方針，認為中村震太郎的失蹤，系被中國虐殺，已密令駐屯南滿沿線日軍，相機為緊急有效的處置。這時，張學良還是令駐瀋陽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同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說，中村事件經我方調查，已將興安區屯墾軍第三團團長關瑞璣扣押，即為負責處理，意謂中村事件如能協議解決，或不致發生嚴重事端。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態度有以下三種。第一，幻想和平解決。他說：“我們現在固要盡力避免戰爭，且在未至戰的時候，仍要鎮靜持重，無暴其氣。”“現在我們的軍備武力，雖然不如日本，但因為我們人民知識程度提高，所增加的衛國力量，實在足以保衛我們國家的存在。這種精神的表現，決不是軍國主義的國家所能壓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夠和平解決，但若萬不得已而須以武力自衛，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他於9月23日致電何應欽指示對日方略，說：“對日方略，我應採取正當防範，如日軍有越軌行動，我應以武裝自衛。”第二，迷信國聯來解決。他說：“我國是世界國家之一，既不能離開世界，同樣既是國際聯合會的一分子，即不能離開國際。”“我們更應相信國際有公約，人類有公道，我們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犧牲的精神去擁護。”第三，先要安內。他在9月28日宣誓救國禦侮決心時寫道：“持其復仇之志，毋暴雪恥之氣，兄弟鬩牆，外侮其御，願我同胞，團結一致，在中國國民黨領導指揮之下，堅忍刻苦，生聚教訓，嚴守秩序，遵守紀律，期於十年之內，湔雪今日無窮之恥辱，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10月10日，蔣介石在雙十節手書救國之道誓詞說：“救國之道，在和平統一，禦侮之要，在守法奮鬥，統一為和平之基，守法為奮鬥之本。”到11月30日，蔣介石在顧維鈞宣誓就職外長時更是露骨地說：“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蔣介石的態度，集中到一點，即是對日寇的入侵採取“不抵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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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在日記中寫道：“九月十八日，日軍突破北大營，瀋陽淪陷。蔣主席聞訊次日即起程回京，變起非常，全國民意激昂，社會群情惶惑無主，而黨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樹異職者，復推波助瀾，以長攻擊政府之氣焰。蔣主席忍辱負重，決定按照國聯盟約及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訴之於國際之公論，一面則嚴令東北當局，節節抵抗。然東北軍驕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達成任務，日軍復銳進侵略，以致失地日廣，三省相繼被佔，而內外責難更紛然雜起矣。”馮玉祥當時避居山西汾陽，打電報給蔣介石說：“日本大肆屠殺，不聞有備戰之舉，反以鎮靜為名，徒然日日哀求國聯。試問宰割弱小民族的國聯能代中國求獨立，能代中國打倒該會常務理事之日本乎？與虎謀皮，自欺欺人，仍甘為帝國主義之工具而不悔。”這個時候被蔣介石起用的外交部長顧維鈞在回憶錄中寫了一段很深刻的話，揭示了蔣介石對“九一八”事變的態度。顧說：“委員長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早在瀋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特別是少帥的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他不願意公開明言直接談判的政策。”_米_花_書_庫_&nbsp；www。7mihua。com

蔣介石對“九一八”事變日寇侵華是採取“不抵抗主義”，這是長時期所作的結論，我們卻於心裡有不踏實之感，理由：一是沒有見到原始資料，唯一像原始資料的是《文史資料選輯》（全國）第6輯上趙鎮藩寫的那篇《日軍進攻北大營親歷記》，其中有一段加引號的文字即：“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說是蔣介石於1931年8月16日給張學良的“銑電”。二是作為南京政府首腦的蔣介石，會明目張膽地不加掩飾地說“不抵抗”還加“主義”，似乎不大可能。於是我們曾懷疑過有無所謂的“不抵抗主義”。在這裡我們僅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我們曾參與編輯的“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五十冊上有關資料摘錄於後：

材料一：“SEP221931”（1931年9月22日）《晨報》報導：“（本市特訊）昨晚張副司令在協和醫院接見外國記者團時，答覆各記者詢問後，作以下之宣言：日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