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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不愛國的商人嚇得說不出話，跪在“反日協會”審判者面前不停地磕頭求饒。“審判員”處以罰款，懲罰他們賣日貨的罪行，“罰金”達10000墨西哥元（2500美元）。凡是被處以罰款而稱無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進反日協會的監獄，讓他們在裡面捱餓。這種怪異的審判，以各種方式出現，公然違法的行為卻在各地得到中國公眾輿論的支援——人類四分之一民眾的輿論。

成千上萬的城市與鄉鎮，愛國者匯成一個整體，發出如下神聖的誓言（由中國首都南京的全部師生宣誓過）：“對著青天白日，對著我們的祖國，對著我們祖先的陵墓，我們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髮出莊嚴宣誓，只要我們活著，就永不使用日貨。如果違反誓言，老天可以懲罰我們，別人可以處死我們！”

全世界的唐人街紛紛抵制日貨。

在安大略溫莎的白人，吃驚地看到400名加拿大華人採取波士頓茶葉黨同樣的舉動，集中價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葉、絲綢和海鮮，澆上汽油，由溫莎的德高望重的李楓（Fong　Lee，音譯）發表鄙視日本的演講，然後點燃柴堆。在太平洋之岸，美國航運公司高興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則多了生意機會。（《時代》，1931年10月26日）

《時代》的報道為我們瞭解當年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的概貌，提供了生動畫面和細節。慷慨激昂的積極分子在嚴厲斥責；被處罰、被關押的商人們在無奈地哀求；南京的師生們在神聖地宣誓……這些發自民間的聲音，與9月18日柳條湖的爆炸聲、東大營的槍聲以及張學良的嘆息與呼籲，混合一起，渲染出1931年中國的悲情。

1931年中國民眾的憤怒是必然的。我收藏有一本1927年8月上海太平洋書店出版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原名《中國近時外交史》，劉彥著），此書附頁上刊有該書店出版其他圖書的介紹，其中多種與日本有關。《日本併吞滿蒙論》由日本的細野繁勝撰述，出版社將這樣一本鼓吹日本應該佔領滿洲和蒙古的書翻譯出版，正是藉此向國人發出警示。

“日本人野心大暴露”——這是該書廣告的標題。廣告寫道：

據著者的意思：中國並非國家，中國人是萬惡所歸的下賤劣種。所以本書的結論，對全中國則謂應歸列國共管，對滿蒙則應歸日本佔領。但是它怕列國妒忌，於是假借滿蒙對列國開放之名以售其奸。照歷年日政府宣告滿蒙歡迎外資，及最近田康莊在美所宣傳，更足證明著者所云，並非一人之見解，實為日本之國策。——我素視和平如生命目戰爭為罪惡的中國民眾啊，對於野心蓬勃的日本，真不可不加緊抵禦；對於暴露其野心之本書，尤不可不深切注意哩。

不幸的是，四年之後，廣告詞中的憂慮成了殘酷現實；“不可不加緊抵禦”的警示，則變成了“抵制日貨”的實際行動——激烈對抗情緒中分明有深深的悲哀與無奈。

在這樣的時刻，蔣介石被推到漩渦之中。日本侵略東北，無疑打亂了蔣介石欲集中力量圍剿紅軍、消滅共產黨的部署，但他仍把共產黨看成最大的心腹之患。“攘外必先安內”——這是他既定的方針，不會因“九·一八”的突然來臨而改變。1931年11月30日，蔣介石在一次會議上稱：“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因此，儘管蔣介石口頭上一再聲稱要向日本宣戰，很大程度上卻是在做出一種姿態。他清楚中國與日本軍事力量的懸殊對比，1931年，在他看來中國不可能戰勝日本。他說他需要時間。

不敢宣戰的蔣介石，卻又必須安撫憤怒中的民眾，這是擺在他面前的難題：

封面中國　第五章（15）

為安撫情緒激烈的愛國學生，使其擺脫痛苦，南京的蔣介石主席上週組建“學生軍”，以準備抗日，但大量學生沒有參加，他們懷疑蔣是否會真的宣戰。3000名學生在南京聚會，大多數人年紀很輕，也很窮，他們發誓在那裡請願（也許會絕食），直到政府採取具體行動來維護“中國的名譽”。

聽說又有一輛火車滿載學生將要離開上海，蔣主席立即下令火車停車，哪怕學生威脅要砸爛車站。發生一陣騷亂後，上海鐵路部門官員只能放行，當火車駛出上海車站時，學生們陣陣歡呼。火車開到距南京50英里的鎮江時，駛進副道，學生憤怒了，但司機和司爐留下火車頭，早已離開遠去。

在美國，贊助燕京大學的費城人，收到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電報，據稱，他的中國學生繼續在上課，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