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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別的學校由中國學生舉行的示威活動。這些費城人得知這一訊息鬆了一口氣。（《時代》，1931年10月12日）

在民眾的憤怒面前，最尷尬的恐怕是中國的外交官，他們陷於了舉步維艱、如履薄冰、左右為難的境地。民眾反對和日本談判，外交官卻又必須運用外交手段。他們需要向當時的國際組織——國聯陳述中國發生的一切；需要向國聯提出中國的抗議；進而希望國聯能夠出面干涉，制止日本的進一步行動。但是，他們面對的卻是咄咄逼人、隨心所欲、甚至不把國聯放在眼裡的日本；面對的是國聯中各有利益考慮、各有心思盤算的西方列強。然而，他們所倚仗的卻是一個軟弱無力的政府、一個內亂不休的國家。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國的外交官的確有他們的苦衷與尷尬，要與民眾真正有所溝通，何其艱難！

此時在日內瓦出席國聯會議的中國代表是著名外交家施肇基，他與日本代表吉澤幾乎在會場上扭打起來：

中國代表團在上週日內瓦舉行的國聯理事會上完全無所作為。事實無可爭辯，是日本在為所欲為，軍隊和飛機攻佔滿洲（中國領土），這些軍隊造成中國人流血。流血無疑就是戰爭。上週在日內瓦，中國代表團團長施肇基再次要求國聯干涉。

中國的施與日本代表團團長吉澤幾乎要掐對方的脖子。為拉開他們，國聯秘書長德拉蒙德（EricDrummond）把發怒的東方人暫時安排到分開的房間。第三個房間裡坐的是美國的“觀察員”、美國駐瑞士大使威爾遜（），國聯理事會的歐洲代表坐在第四個房間。

威爾遜先生不同意施博士所說日本違反了《凱洛格公約》（《禁止以戰爭作為國策手段的國際公約》——引者注），理事會同意吉澤先生的意見，該事件屬於中日之間的事務。溫和的英國代表說：“特別是吉澤先生已向我們保證日本現在正在撤軍……我希望這些軍隊能儘快撤離完畢。”

施博士甚至未能促成國聯派出觀察團以監督日本的“撤軍”——如果它付諸實施的話。國務卿史汀生從華盛頓致電中國和日本，敦促他們限制軍事行動，“遵守國際法”。這樣，實際上拒絕使用著名的《凱洛格公約》。

在中國外面發生的這一切或許顯得刻板而乏味。對中國學生這些愛國者來說，他們則因中國受到打擊而怒火燃燒：1。列強將中國出賣給了日本；2。在向國聯訴求時，上當受騙的中國的外交部長使這一出賣成為可能。他，該死！在南京、上海、北平街頭，學生們高呼：“打仗！打仗！”（《時代》，1931年10月5日）

中國外交無所作為，指望國聯干預終成泡影。中國民眾特別是從上海來到南京的大學生們憤怒了！他們衝向外交部，首當其衝的是那位“該死”的“他”——外交部長王正廷。

“部長被打”——這是《時代》報道的標題。

“先生，快跑！快跑！”上週，中國的外交部長、1910級耶魯大學研究生王正廷的忠實、善良的下屬這樣大喊著。

“我要盡職盡責，堅守崗位。”王部長勇敢地回答。

撲！砰……一群氣憤而失控的學生，衝進外交部，撞開門，扔椅子，砸桌子，紛紛指責王部長。

封面中國　第五章（16）

“賣國賊！”他們叫喊。“你出賣了中國！打死你，打死你！”

毫無防範的王部長還沒站起來，一個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頭上。群眾隨即手揮棍棒毆打中國的外交部長，險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實的下屬們趕來營救。一番爭鬥後，他們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趕緊送回家。醫生說：“他的傷很難治癒。”（《時代》，1931年10月5日）

一個星期後，《時代》繼續報道王正廷的傷勢：

不幸的王正廷博士，作為南京的外交部長，其“對日政策被認為不積極”，被愛國學生毆打致傷。上週，他的傷勢部分痊癒，但有三處重傷，其中膝蓋嚴重骨折，令他頗為痛苦。醫生說，他如果走路，將跛行。（《時代》，1931年10月12日）

被打的外交官不止外交部長王正廷一人。據顧維鈞回憶錄所寫，施肇基從日內瓦抵達巴黎後，也“受到學生代表的攻擊，他被打傷並受到侮辱”。

接替王正廷出任外交部長的顧維鈞，日子同樣不好過。他回憶說：“我就任外交部長後，緊接著就有很多學生團體要會見我……他們仍然反對直接談判，並且要和我親自談話。我出去一露面，他們就喊‘打！打！’”。

不僅僅外交官，時任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