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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特地提到了1905年發生的日俄戰爭。他的側重點則是從一個亞洲人的角度出發，為歷來備受西方白人列強欺壓的東方民族，終於打敗了歐洲列強俄國而感到揚眉吐氣。他回憶說，當日俄戰爭爆發時，他正在歐洲，俄國艦隊全軍覆沒的訊息傳來時，他親眼看到“歐洲全部人民為之悲憂，如喪考妣”。

這是孫中山在日本發表的最後一次演講。

幾年前，我曾到日本神戶參觀孫中山紀念館。走出舞子公園火車站朝海邊走去，不到10分鐘，即可見高聳的明石海峽大橋旁有一幢尖屋頂共三層的老建築。小樓原名移情閣，是神戶著名華商、寧波人吳錦堂的私人住宅。樓房為六角形，系參照杭州六和塔而建，故又稱“六角堂”。1913年，孫中山流亡日本逗留神戶時，應主人邀請，曾在移情閣居住。前些年修建明石海峽大橋時，移情閣整體搬遷至現址，並闢為孫中山紀念館。

走進紀念館，記得是在二樓展廳，我看到，孫中山在神戶演講中闡述“大亞洲主義”的一番話，用中、日兩種文字抄錄，醒目地懸掛在牆上。孫中山說：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研究的結果，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麼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受壓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亞洲專有的，就是在歐洲境內，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國家，不只是壓迫外洲同外國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國之內，也是一樣壓迫的。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美國學者對於一切民眾解放的運動，視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眾平等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國家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孫中山文集》，第409頁）

封面中國　第五章（11）

讀孫中山的演講，不難體味他內心深處的悲憤，一種渴望中華民族儘快擺脫受西方列強欺壓的緊迫。王道與霸道，這是他從文化角度著力強調的主題。他認為東方文化曾經擁有“主張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的“王道”，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則是“主張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的“霸道”。面對神戶熱情的日本聽眾，心裡充滿悲憤、憂慮和歷史緊迫感的孫中山，對已經崛起的日本顯然仍抱有幻想，甚至寄予了厚望。

厚望最終只是奢望。現實遠比憂慮更為殘酷。當1931年來臨時，對於中國，日本早已不再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的問題，而是軍國主義的霸道大行其道了。此時，距孫中山發表演講還不到10年，世事變遷如此迅疾而無情，絕對是孫中山不可能預料到的。如他九泉有知，想必會有深深的失望與悲憤。

所有中國人的幻想都在一個晚上破滅了。

六/張學良的抵抗或放棄

幻想破滅的中國人，震驚地看到了瀋陽及東北被日本瞬間吞沒。

誰能料到，“九·一八”之夜，張學良麾下留駐瀋陽的東北軍，幾乎沒有進行任何抵抗，讓只有幾百人的日本關東軍輕而易舉地攻佔北大營，佔領整個瀋陽。隨後，幾天之內，日軍完成對南滿鐵路沿線城市的佔領，幾個月內全面佔領東北……張作霖去世僅僅三年多，少帥張學良就永遠失去了父親經營多年的東北地盤。

張學良再也不是東北的主人。

一個令中國人難以相信的現實，一個令中國人難以原諒的少帥。如果沒有後來驚天動地的“西安事變”，人們在描述張學良的歷史形象時，很容易地在他的名字前加上這樣一些詞語：自負、輕率、軟弱、賣國……

“九·一八”夜晚降臨之前的一兩年時間裡，正是張學良春風得意之時。作為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號巨頭，他的軍事實力不亞於南京政府，更擁有當時中國最強大的空軍。1931年6月，他答應借給蔣介石的20架飛機飛向南方，用以對付廣州政府的“叛軍”。我對史料中提到此事時用“借”這樣一個字印象頗深。怎一個“借”字了得！少帥此時在蔣介石等諸軍政要人面前怡然自得風光無限的樣子，被恰到妙處地渲染出來。

同樣是在1931年6月，張學良在瀋陽的兵工廠生產了中國人自己製造的第一輛載重卡車，在當時中國民族工業開始興起之時，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再次昭彰東北的工業實力。這也就難怪《時代》以《在輪胎上》為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