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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了他的這一成果：

據傳，南京政府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元帥，上週在北京的協和醫院坐了起來並露面。傷寒病癒的張還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由中國製造的第一輛載重汽車，歷史性地在他的瀋陽大型兵工廠裡完工。

張的載重汽車的發動機、齒輪及其他複雜的部件均從美國進口，但他的兵工廠自己生產鋼材、車架、散熱器等簡單部件。一位發言人談到中國製造的第一輛載重汽車：

“這是100型的，我們計劃建立一條生產線，每月生產5輛，每輛車的輪胎載重量為1萬磅（約5噸——引者注）。我們還將每月生產10輛75型的，每輛輪胎的載重量為7500磅。（《時代》，1931年6月22日）

然而，就在“九·一八”的晚上，隨著北大營的被佔領，張學良的停放在瀋陽機場的數百架飛機、剛剛生產出載重汽車的兵工廠，都成了日軍的囊中之物。

具有一定實力的張學良，“九·一八”的晚上為何決定放棄最低限度的抵抗，他自己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電視臺採訪時這樣說：“我當時沒想到日本軍隊會那麼做，我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誤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國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九·一八”當夜不抵抗政策的責任爭議》，《三聯生活週刊》；2005年3月28日）他的這一回憶，與他在“九·一八”之前的思路是吻合的。1931年9月6日，張學良曾給留守瀋陽的省主席臧式毅等人發去這樣一封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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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五章（12）

查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從電文看，張學良對日方可能進行挑釁有預感，“不可與之反抗”則是他的指示，這顯然與蔣介石的思路和主張也是吻合的。這一電文對瀋陽當局在9月18日晚上決定放棄抵抗顯然起到了直接作用。《時代》也報道了張學良“九·一八事變”時的決定，說：

深知自己的軍隊根本無力與日本抗衡，精明的張學良元帥欲儘量贏得世界的支援。他命令自己的滿洲軍隊放下武器，不抵抗日本軍隊。他在病床上籤署宣告。（《時代》，1931年9月28日）

放棄抵抗，張學良晚年稱與自己的判斷失誤有關，這有一定道理。我還同意專家曾景忠的意見：

所謂張學良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方針，其前提是將“九·一八”發生前後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單純地視作前者絕對聽從後者的指示命令，這未免將蔣張之間的關係看得太簡單了。事實上，東北易幟這種統一在相當程度上還是表面的、形式上的。當時國民政府的號令並不能暢通無阻地行於全國，一些地方軍政勢力擁兵自重，自成體系，東北當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當時亦是如此。……張知道如果此時抵抗必敗，他在東三省的勢力以及在國內的地位將不保……會寧願採取這樣的政策。（《“九·一八”當夜不抵抗政策的責任爭議》，《三聯生活週刊》；2005年3月28日）

抵抗必敗——這是1931年張學良的憂慮與懼怕；儲存實力——這是作為繼承父親統治權的少帥必然要考慮的現實。在這裡，我想還有一個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也值得關注，這就是兩年前的1929年，為爭奪中東路控制權，張學良與蘇聯之間爆發的大戰，即有名的“中東路事件”，在這場軍事衝突中，張學良慘敗。

與張作霖在日、俄間多年周旋以求得生存和發展相比，年輕的張學良更有資格被稱為具有現代意識的、熱情的愛國主義者。1928年，他宣佈東北易幟，歸屬南京政府，一夜之間東北掛滿青天白日旗，軍閥長期割據東北的局面第一次得到改變，堪稱自辛亥革命後中國的重大事件。1929年，張學良又決定從蘇聯手中收回中東路控制管理權，他的愛國主義者聲望頓時得到更大提高。

中東路，即北滿鐵路（從長春經哈爾濱至滿洲里的鐵路），1905年日俄戰爭後由俄國控制，蘇聯成立後繼續維持這一現狀，仍由蘇方派人擔任鐵路局局長和副局長，管理人員也多由蘇籍人士擔任。1929年7月，張學良下令解除蘇方人員職務，改由中方人士擔任，將蘇方被解職人員驅逐出境。蘇方隨即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中方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