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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狀，並說“將採取有效的措施以保障它的合法權益”。張學良毫不退讓，並將蘇方員工1200餘人押解至哈爾濱關押。美國記者鮑威爾稱“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敢於採取如此有力和果斷的排外運動”。

就在張學良即將與蘇聯發生衝突時，外交家顧維鈞正在歐洲旅行，觀察世界政治趨勢。在巴黎，在和一些歐洲政治家交談中，他特別關注他們對蘇聯軍事能力的看法。根據他對張學良的瞭解，他估計張學良很有可能對蘇聯採取強硬手段，而這是他所擔憂的輕率之舉。後來他這樣說：

張學良無疑是個愛國者，對日俄兩國的政策都特別懷疑。根據報紙上的報道和從我個人所收到的書信來看，張少帥關於蘇俄對他在滿洲的積極政策可能作出的反應的估計是相當不現實的。記得有一次我和貝特洛先生談話。他是法國外交部的政務司長，對法國外交政策有很大影響。……他暗示，中國應當小心謹慎，少帥更應該特別小心，因為少帥首當其衝，並負責處理蘇俄的問題。他說蘇俄的軍事潛力還很小，不能用歐洲任何一個強國的標準來衡量。但是考慮到中國的情況特別是滿洲的軍事準備情況，如果採取任何行動挑動與蘇俄的戰爭，那就是個錯誤。由於西歐和美國對於蘇俄仍舊抱有成見，蘇俄必須採取剋制政策，在西方，蘇俄一定不會挑起任何衝突。但是蘇俄對遠東特別是對滿洲的態度就不同了。據他從官方的和非官方所得到的報告，蘇俄的現有實力，在遠東特別是滿洲製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勢是綽綽有餘的。（《顧維鈞回憶錄》第1卷，第4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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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五章（13）

法國外交官的預測和顧維鈞的擔憂很快將被證實。

顧維鈞還認為，促使張學良熱情高漲、鋌而走險與蘇聯發生衝突，很可能是蔣介石的一個陰謀，因為張學良做出以上決定時，蔣介石的幾個高官正在東北：

對付少帥則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帥誘入圈套，因為少帥妄自尊大又無充分外交經驗：吳鐵城、張群甚至李石曾可能設法使他陷於對俄的困境，使之必須依賴南京，這樣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顧維鈞回憶錄》，第1卷，第406頁）

1901年出生的張學良，1929年還不到30歲，他當然沒有想到國際糾紛和###交織一起的複雜性。在這一點上，他顯然沒有父親老練和狡猾。

中東路戰爭終於爆發，歷時數月。到前線採訪戰事的鮑威爾這樣描述戰況：

戰爭在滿洲的東西邊境，沿著中東路很快爆發。在滿洲里，中國軍隊損失慘重，大約8000名士兵喪生。位於中東鐵路東端的綏芬河，幾乎被蘇聯的大炮和飛機夷為平地。而位於松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蘇蘇，與伯力隔著黑龍江遙遙相望，在被飛機轟炸後成為一片焦土。兩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國炮艇，也被蘇聯飛機炸沉。……在我們那艘汽船後面，還有另外一艘汽船，船上全是中國政府方面的官員，結果遭到蘇聯飛機的掃射，死傷慘重。（《鮑威爾對華回憶錄》，第167—168頁）

慘敗是張學良絕對沒有預料到的，這對他的情緒、心理是一重大打擊。在“中東路事件”期間，張學良邀請顧維鈞來到瀋陽擔任他的顧問，顧維鈞親眼看到了“中東路事件”開始時那個熱情高漲、樂觀自信的少帥，在慘敗之後又一下子跌落進沮喪的沼澤。張學良一時再也不敢與實力遠遠超過於自己的日本或者蘇聯對抗了，哪怕感情上他依然是一個愛國主義者。

“九·一八”放棄了抵抗，也就丟失了自己的家園，更擊碎了所有中國人曾經對他的讚譽和希望。“不抵抗將軍”乃至“賣國賊”的唾罵，一時間成為籠罩他身上的陰影。將近一年之後，1932年8月8日，張學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有一番剖白，說得誠懇而感人：“餘反躬自問，再三思維，近年來誤國之處甚多，使政府長官耽憂，致部屬朋友受累，更陷自身於痛苦，皆是自己年輕，少讀書，天性憨直，凡事誤於坦白，缺乏政治閱歷。只知愛國之成見，不計世道人情，致生許多困難。餘素常不自明瞭，不知愛國之輩，其理由安在，今日餘知其中之滋味矣。”

他不得不宣佈“下野”；他的東北軍不得不成為蔣介石用來圍剿共產黨的力量，並在這樣的過程中一點點被消耗掉實力。籠罩心上的沉重陰影，只有到1936年12月12日，他在西安“兵諫”蔣介石、做出驚人之舉之後才能消散。哪怕他為此將付出數十年失去自由的代價，但他卻以這一特別方式，完成了歷史形象的自我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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