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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深受這些武俠小說所描述的情節和觀念所吸引……”

可惜，可是，也可悲的是，一般人仍對她喘之以鼻，認為這類小說不登大雅之堂，甚至把閱讀這類小說的人視為低階無聊，好像“看武俠小說”竟是一種“罪行”。大家一面讀他，一面罵她，一面笑她，一面侮辱她，卻並不願意花時間去研究她，並歧視她的存在。

那段期間，正從童稚邁入少年的我，也從武俠的閱讀者進創作者（包括口頭講述）。那約莫是60代初至末的事，金庸、臥龍生、諸葛青雲、金童、金鋒等人小說，已逐漸風靡華人世界。在新馬亦已開始流行。

我把“綠洲文社”和“天狼星詩社”辦至高峰期間，毅然放下一切。赴臺進修。由於自己的不甘寂寞，而且確想為中國文學做點事，於是在大學課程的同時。也辦文藝社團，大概花了五、六年的光景，成立了“神州詩社”八部六組，辦了試創山莊。出版過十幾種不同的期刊雜誌，也成立過出版社，雖然出版詩刊、文學刊物是我們的理想和指標，但真正嫌錢的，足以維持我（們）生活費的，卻是武俠小說的推出——包括《神州奇俠》、《血河車》等作品。

這段期限，我們由草創的六人。在短短三、四年間成了三、四百人以上的陣容。亦可算是當時仍在“戒嚴”時期的臺灣純民辦有組織的文學社團中最具“聲勢”（許或只是“虛張”）。我因而接觸不少年青朋友，當然，年長、年少的都有，而且每年、每月、每天如是。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階層，在完全不同的行業裡任事，他們大都愛看武俠小說。不過，他們也認為武俠小說非關文學，只是消遣，只算娛樂，甚至認為我從事武俠方面的創作，是對正統文學的一種“高經叛道”的行為。其中有不少本來對我“頗為看好”的師長，為我“誤入歧途”（事實上，我仍保持大量“純文學”：包括詩、散文、小說、評論的寫作）而憂心、惋惜、唏噓和指責。

說真的，我寫武俠小說並非為了生活（在那時候，我正年輕。以當時“形勢”——當然也是“虛張”的——我若為餬口，大可不必選擇”筆耕”這條路子），而是想寄情和舒展自己多年來的抱負和信念。我也遇上好些志同道合者，他們開始正視武俠小說的特質與成就，也有些頗具慧眼與心得，但他們都“光說不練”，批評的多，理想大高，絕少人真正為“武俠是不是文學？可不可以是文學？能不能成為文學？”懇懇切切、踏踏實實地做些事。

不少大學生，乃至大學教授，甚至詩人、政客、社會名流，都迷上（或曾迷上過）武俠小說，但他們卻照樣看不起武俠小說，也不正視自己曾有這種“嗜好”。這時期，不少人都在寫，但由於她是一種大眾消費品，大家只忙著粗製濫造，以致武俠小說多如汗牛充棟，目不暇接。只能算是一種“謀生的工具”，而不是“理想的寄託。”然後認真悉心寫好她的人，顯得少之又少；傑作巨構，更萬中無一。這更促成鄙薄她的人更振振有詞，武俠更成為怪力亂神，暴力血腥（有時還加上妄誕變態色情）的代名詞。在那年頭，儘管古龍已崛起江湖，古龍式的電影輒風行亞洲各地，但她仍給視作“毒草”，“香花”從來不往她頭上戴。

70年代初，我和我社裡的友人。曾在我們的刊物上，（在74、75年間）召開過座談會，討論金庸（當時他的作品仍只能在“地下”傳閱，仍未“正式登場”於臺灣文壇，那當然是非關作品質素，而是其他敏感的政治因素之故）、古龍的作品，引起熱烈也激烈的反應，幾乎把我們文社也視作“毒害人心”的“黑道”。我的《四大名捕會京師》、《白衣方振眉》是在臺灣最早以純文學書籍包裝、以“武俠文學”名目推出的武俠作品系列（由“長河出版社”約英在76、77年間出版），非常意外的得到好評，銷量也好，許是因為在這之前，從沒有這樣做過，接著，古龍和金庸等的書，都紛紛以這個“以正視聽”甚至更加華貴美觀的方式推出，從此成了風氣。

在這之前，臺灣全省有上千家租書店，他們出租的大都是武俠小說。那種裝訂甚差、設計也不講究、質素更十分低劣的薄薄小冊，甚至連作者版權也從不予尊重，時常張冠李戴，顛三倒四，作品也良莠不齊，盜印翻版，不勝列舉。我不明白為什麼那麼有群眾支援、消費價值、傳統特質、文化菁華的一種文學特殊型別。卻受到這樣的貶待、歧視和忽略，雖然不知有多少高質素的讀者仍為她瘋狂入迷。

臺灣那時候注重現代文學（正統文學當代化的一種統稱）和鄉土文學（臺灣本土文學）

的抗爭與對壘，對這種跨越界限、不分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