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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啟發，並將其稱為“看不見的手”，並且斯密的《國富論》中大量引用中國文獻。

重農學派是中國思想與西方經濟學之間的一座橋樑，亞當斯密從重農學派那裡繼承的思想也對後世影響深遠，直到凱恩斯主義出現前，一直佔據著西方經濟學的正統地位。

哈耶克是奧地利經濟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20世紀最重要的自由主義理論家，被尊為當代自由經濟的鼻祖。哈耶克將老子奉為“思想教父”，讓哈耶克名垂青史的是他的“自發秩序理論”，而這一理論被看做是亞當斯密自由經濟理論的重要發展和補充。而哈耶克自己認為道德經中“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兩句話，是自發秩序最經典的描述。

1966年9月，哈耶克在東京作《自由主義社會秩序諸原則》的演講，談到自發秩序理論時，激動的反問道：“難道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嗎？從這裡，從中可見老子的為“無為思想“對哈耶克的影響，哈耶克對老子思想的熟悉也已經到了信手拈來的地步。

第九節　中華文明對西方現代西方文明形成的影響之四

西方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

在中世紀，歐洲的官員幾乎全是教士、貴族、封建諸侯，連行政機構都沒有，更不用說文官制度了。

資產階級革命發生後，英國進入了政治學中的“政黨分贓制”時期，既在議會選舉中上臺的黨派，把政府官職看作是“戰利品”，公開地進行論功行賞，分配到自己的黨派，特別是在競選中為自己出力的人，也就是封官許願。

政黨透過佔據行政職位，達到控制國家的目的。在地方上，分贓制度強化了政黨領袖的力量，他們利用人事權利來收攬人心、操縱黨員、控制選舉，在求官者看來，官職只是能帶來便利，滿足私慾，因此官員們瘋狂的利用職位謀取私利。

“政黨分贓制”弊端明顯。

首先，這種制度以黨派為基礎，注重政治上的忠誠，而不是能力和人品，而且存在著許多暗箱操作的手法，以致任人唯親，賣官鬻爵之事經常發生。而且隨著執政黨的不斷更替，政府人員不斷洗牌，引發政治週期性震盪，破壞了政策的連續性。由於人員流動性大，官員們無法積累經驗，行政能力普遍低下。

“政黨分贓制”另一個弊端就是權力*。在多黨“輪流坐莊”的格局下，執政黨一上臺便盡力攫取資源，以鞏固自己的政治基礎。在這種制度下，不僅執政黨要謀私，各級官員的*更是變本加厲。政治錄用演化為直接的權錢交易，官員行為趨於短期化，*行為近乎掠奪。

它在經歷了近兩個世紀的動盪後，英國政壇從19世紀初開始尋求解決方案，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被提上議程。

從中國引入文官制度

孫中山曾經說過，現在各國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窮源溯流，英國的文官制度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現在西方文官制度來源於中國的說法在政治學界也是得到世界公認的。

其實中國的文官制度很早就在西方傳播開來，元朝的馬可波羅和明朝的利瑪竇，這兩位義大利人均向西方介紹了中國的文官制度。

1569年葡萄牙出版的《中國遊記》一書，對中國透過科舉選拔官員進行稱頌。1583出版的《偉大的中國》一書，闢專章介紹了中國科舉制的考試方法和內容。此書在羅馬出版後，很快譯為多國文字，引起歐洲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注意。

啟蒙運動時期，伏爾泰等思想家都對中國文官制度也有過研究。

1846年，東印度公司一封從中國發往倫敦的信中，建議吸收中國的科舉制度來完善英國的行政制度。信中寫道：“中國之所以能夠長期維繫，主要是依靠一個按能力提拔官員的有效政府。英國如不採取公正制度挑選官員，必將失去帝國的殖民地。”，由於東印度公司在英國政治中的特殊地位，該信在英國引起不小的震動，英國當局遂先後兩次，逐步採納了中國的文官制度。

1854年，英國提出了著名的《關於建立英國常任文官制度的報告》。報告建議設立常任文官制度。

與此同時，英國報刊開始不斷刊登介紹中國文官制度的文章，　1855至1870年是英國文官制度形成時期，這一時期出版的有關中國文官制度的書籍達70種之多，其中的《中國札記》、《中國的歷史與現狀》等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對中國的文官制度特別是科舉考試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