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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蒂·戴維絲的片子，媽媽喜歡貝蒂，我都懷疑這可能是與這個演員和媽媽同名有關。媽媽可不這麼想，她覺得自己是喜歡貝蒂的傷感和哲理，情感真摯和強烈。媽媽說：“她演得很入戲，沒法不為她動容。”

還有什麼能讓媽媽開心的呢？估計就是能從事她心儀已久的教師職業。對她而言，就是教好我們兄妹幾個，她就是我們的教授，我們的蘇格拉底。看到我們終於能領悟她的意思，明白無法識文斷字就只能做牛做馬，一事無成。當我來到第七大道北街的公共圖書館，本想查一本書或是找個問題的答案，結果卻在索引目錄中流連忘返，一本接著一本，如飢似渴，在圖書館裡泡上一天，沒有比這更讓媽媽開心的了。她也喜歡閱讀，喜歡《讀者文摘》，而且讓我也欲罷不能。我們倆通常是一字不落地看完一本，並且一起討論問題。一次，我在圖書館找到一本《讀者文摘》的舊刊，把其中一首詩抄下來，讀給她聽，我從未見過她那麼開心。以前，我對詩歌的感覺一般，但那首詩是出自英國女詩人伊麗莎白·巴雷特·勃朗寧筆下，其字裡行間的樂感和真情讓我動容。媽媽靜靜地聽著，聽到頭幾行的時候，她突然變得一動不動，她可以做到一動不動：讓我怎樣愛你？我來盡數告訴你。我可以愛你愛到地老天荒，愛到靈魂的深處……

我念到最後一句，“讓我究竟怎樣愛你”，我看到她眼中湧動著淚花。她告訴我喜歡這首詩，我的發現給她帶來了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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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對我而言異乎尋常，彷彿我的宇宙發生了一次大爆炸，讓我的原子能得以爆炸式地釋放開來，我身邊更是發生了很多巨大的變化。這段時期對我意味著生命開始重現色彩，隨著我的發現，我的世界不再只有黑與白。5年前，大人們對肯尼迪遇刺所做的反應，或多或少預示著作為少數族裔，當競爭失利將意味著什麼。但當一年之後，我和幾個同學乘車來到密爾沃基東區的一所白人學校時，我終於親眼目睹了媽媽年輕時離家工作時的情景，除了門房是黑人，除了零星的幾個黑人孩子，到處都是白人，這與貧民區形成鮮明對比，那裡只有個別店主和警察是白人，而餘下盡數都是黑人。彷彿我的膚色就註定了我的身份，註定要被鄙視、低人一等，甚至讓人視而不見。更令人髮指的是有四個小女孩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被炸身亡，僅僅因為她們的膚色是黑色。

媽媽看到電視裡的報道黯然落淚，這些孩子年齡與妹妹相差無幾，卻遭此厄運。同時，我意識到自己與黑人社會的血脈相連，我們確實親如手足。隨著有色人種所有新仇舊恨的接連爆發，我開始意識到自己與黑人社會間的這種密切聯絡，開始理解和關注在密爾沃基以外的世界。1965年，洛杉磯爆發華特暴動，同年，馬丁·路德·金在阿拉巴馬的塞爾瑪舉行民權遊行，著名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爾科姆·艾克斯在哈萊姆區遇刺。次年，密爾沃基少數族裔和激進分子聯合行動，在天主教詹姆士·格羅皮牧師的帶領下，進行遊行，我也走上街頭，參加了遊行隊伍，同行的還有兩個好友，一個是小號手加文，他與我同在學校樂隊效力，再有就是肯，綽號祖魯。祖魯名如其人，他人長得絕對談不上英俊瀟灑，但是演技超凡，而且絕對可以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後來，他果真準備在電影界發展，甚至還說服我，說我也完全可以幹這個行當。

我還真動了這門心思，一天早飯時，我邊吃麵包邊說：“我畢業以後想當演員。”

媽媽耐心地點點頭，委婉地問道：“克里斯，你去拿份報紙，看看上面有多少份工作是招聘演員的？”

但我還是不死心，我繼續唸叨著自己的身體條件不錯，聲音也好聽，舉手投足都是做演員的好坯子。

然後我就張口向媽媽要5塊錢，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她眼睛盯著報紙，頭都沒抬，她沒有讓我下課後多做點零活，卻冷冷地用她標誌性的口吻說：“你怎麼不先表演一下自己掙到5塊錢的樣子出來呢？”

怎麼才能扮出掙到5塊錢的樣子？我終於明白了媽媽的意思。

我終於收回了心思，專心致志地又回到小號的演奏上來。而祖魯絕對是個演藝天才。他可以一邊昂首闊步，高歌《勝券在握》，儼然一幅領導者的姿態，同時他又不失時機地對白人女子的美腿動手動腳。當人家轉身察看時，他卻一本正經，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高歌前進。

加文和我非常納悶，“要是他對黑人女子這麼做，會怎麼樣呢？”，一路上，我們看到祖魯如此這般，屢試不爽，加文發話了：“那她一定會轉身抽他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