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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門下弟子—在《世界文明史》中很精闢地論及：“今天中國人最強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國人，同樣，今天中國最有力的行動是崇拜外國人，中國知道西方不值得這樣崇拜，但是中國人卻被逼得不得不這樣做，因為事實擺在眼前，工業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選擇。”這種矛盾的國民情緒在“五四運動”中呈現得非常清晰。。　最好的txt下載網

1919廣場背後的人（4）

“五四運動”的劃時代意義，當時便被人敏感地預測到了。就在學生運動爆發的那幾天，大哲學家約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訪問。他在寫於6月1日的信中說：“我們正目睹一個國家的新生，而出生總是艱難的。”

不過，從來沒有人從企業史的角度審視“五四運動”。

它的引爆點在北京大學，它的發生地在天安門廣場，日後為人們所記憶的先驅者都是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我們可以輕易地報出他們的名字：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傅斯年、段錫明、羅家倫、許德珩、周恩來等等。然而，正如後世的日本紀實攝影家小川紳介（1936…1991）所說的，在一起重大歷史事件爆發的時候，“那些生動的故事、人物，一定在廣場的背後”。事實上，在1919年的5月、6月間，如果沒有商業團體及工人的支援，“五四運動”僅僅是一場激動人心的學生抗議而已。在青春激盪的天安門廣場的背後，以工人和企業家為主體的商業力量就是那些起著重要的作用，卻不被人注意到的“廣場背後”的人。

早在2月份，上海的商人就行動了起來，他們以同鄉會的名義致電北京和巴黎，反對將德國權益轉讓給日本。3月，朱葆三等人以上海商業聯合會為組織，集合滬上53個會館公所，協調工廠的抗議活動。5月4日，傳來北京學生遊行並遭鎮壓的訊息後，商業聯合會當即與復旦大學和江蘇教育總會聯絡，一起籌劃抗議大會。5月7日，大會在老西門體育場舉行，主題是聲援學生，抵制日貨。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其後三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參與工廠43家，工人總數約6萬，他們顯然得到了工廠主們的支援、默許或容忍，這是開埠以來上海發生的最大規模的罷工活動。

在上海的示範下，抗議很快席捲全國。6月12日，武昌、九江等地商人罷市，京漢鐵路、京奉鐵路工人及廣州的工人相繼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罷工浪潮波及全國22個省的150多個城市。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記錄這段歷史時認為：“工人發動罷工支援學生的愛國運動，象徵中國的歷史發展邁向新的轉折。”正是在工商力量的洶湧援助下，“五四運動”才演變成了一場全民參與、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

企業家階層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為，並不僅限於聲援學生。

就在抗議活動如火如荼的6月初，張謇接受《北華捷報》採訪，對企業家在學生運動中的角色進行了闡述：“吾輩之主務，乃為開創國人使用國貨之風氣，以此促進吾國工商業之發展。現階段之情形，無疑於此十分有利，因國人愛國情緒十分高漲。”在這一理念的引領下，企業家發動了一場比1915年聲勢更為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甚至還在產業經濟的重建中排擠日本勢力。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19廣場背後的人（5）

在“五四運動”爆發不久，日本報紙就已經預言，中國即將開展一場抵制日貨運動，不過它以諷刺的口吻寫道：“這場示威將是稻草上的火星，燃燒時間不會超過五分鐘。”但是，幾個星期後，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就認定，這五分鐘的示威可能會延續下去，並嚴重威脅日本的在華利益。

在各地的抗議活動中，抵制日貨是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5月17日，上海八家主要的報紙同一天釋出公告，發誓不再接受日貨廣告或者釋出日本商業新聞。6月5日，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決定全埠罷業，榮宗敬—他在上一年的國會選舉中當選江蘇省議員—便在討論會上提議“一致戒用日本貨”。近年以來一直十分活躍的中華國貨維持會等非政府組織印製了數以十萬計的宣傳國貨小冊子，各種標語充斥大街小巷。在一份現存於日本外交檔案中的小冊子裡，編輯者寫道：“凡是愛國者都必須購買國貨。當到處聽到這樣的呼聲：偉大的中華民族和人民所創造的工業社會萬歲，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