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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梁啟超40萬元，其他一些地方督軍出了數十萬元。安福系捧著錢派人到各地賄選，據當時《申報》報道，很多屬於研究系的人經過運作之後，都一起投到安福系旗下。一些軍閥更是端著槍桿子搞選舉，《盛京時報》記載，東北軍閥張作霖把初當選人集中起來，宣佈推薦名單，“不準選舉限外人員”。而《順天時報》報道，河南一個趙姓督軍索性宣佈，某五人為中央指派必須選出，“若不在指派之列者，即使當選亦屬無效”。除了安福系的軍閥明目張膽地賄選之外，商人賄選的“事蹟”也見諸報端，《申報》刊文《蘇州：眾議員初選舉之怪狀》稱，蘇州一商人買動四百餘人。投票前以酒席招待，席開五十餘桌，投票人衣衫襤褸，類似乞丐者約居十之六七。

安福系鴨霸，交通系投機，研究系清高，棋局至此已無懸念。

6月20日全國投票。結果，安福系大勝，在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院中佔335席，研究系得21席，交通係為5席，派系不明者111席。

企業家階層在此次選舉中的表現令人失望。從當選資料來看，如果交通系與研究繫結合，加上被安福系用錢挖去的選票，再算上那些派系不明者，其力量足可與軍閥一搏，中國世局或有別樣天地。當然，百年後進行這樣的“覆盤”，徒餘一場嘆息而已。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919廣場背後的人（3）

1918年11月7日，快要過60歲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員外郎、學者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正在北京大學當哲學教授的兒子回答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裡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濟說罷離開了家。三天之後，梁濟在北京積水潭投水自盡，留萬言遺書說：“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後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

梁濟試圖以死喚醒人們繼續變革的決心。半年後的1919年5月4日，他的兒子梁漱溟所在的大學爆發了一場驚天的學生抗議活動，史稱“五四運動”。

抗議的導火索還是跟四年前的《二十一條》有關。這年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在對德和約上，和會竟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中國作為戰勝國受此凌辱，而北洋政府的代表居然同意在和約上簽字，一時舉國譁然。5月4日，北京大學等三所高校的3　000多名學生雲集天安門廣場，打出“還我青島”、“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等口號。學生遊行到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時，火燒曹宅，還痛打了駐日公使章宗祥。軍警予以鎮壓，逮捕學生32人。北洋政府頒佈嚴禁抗議公告，激起進一步的抗議，到5月下旬，全國主要城市先後宣告罷課。6月11日，曹汝霖、章宗祥等人被免職，總統徐世昌辭職，月底，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五四運動”後來被認為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始，5月4日被定義為“青年節”。

一部《二十四史》讀下來，有一個現象很耐人尋味：當一箇中央集權強勢出現的時候，往往會帶來經濟的高度繁榮，而在集權喪失的亂世，卻往往是思想和文化的活躍期。中國思想史上的三個高峰時間，分別是春秋戰國—誕生了老子、孔子等諸子百家，奠定了中國哲學的基石；魏晉南北朝—出現了最絢爛的書法、雕塑和詩歌藝術；我們正在講述的民國初期—爆發了“五四運動”，出現了燦如星河的思想家、文學家。

民國初年是思想至為活躍和自由的時期，對於所有的中國人來說，那是一段很像青春期的日子，明亮、躁動而充滿了無邊的憂傷。各種思潮在中國交錯激盪，新刊物、新思想層出不窮。當年跟吳樾搶著要去暗殺“五大臣”的陳獨秀此時已是北大教授，他主編的《新青年》（創辦於1915年）舉起“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兩面旗幟，號召打倒“孔家店”，猛烈抨擊舊文化，提倡新文化。以胡適為代表的青年留洋學者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提倡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在國之青年中，他們很快成為新的思想領袖，當時正在長沙求學的毛澤東日後對美國記者斯諾回憶說：“《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雜誌。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在飽受欺辱的黑暗年代裡，這個古老東方國家的年輕人最終決心打碎老祖宗的一切罈罈罐罐。美國史學家威爾·杜蘭（Will　Durant）—他與胡適同為實用主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