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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成員萬歲，偉大的中華民族萬歲，那就達到了這個長遠計劃和這種永恆組織的目的，因為抵制運動正是為了抵制某些國家的商品而發動的。”某些國家所指為何，讀者無不心知肚明。

在很多城市，經營日貨和為日方服務的商人紛紛收到匿名恐嚇信，警告他們與日本斷絕關係，一些日本商人的店鋪也被搗毀。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報道中稱，學生們成為“運動中的警察”，監督商店和小販、破壞日本廣告牌等。學生們的公告欄上，堆滿了草帽、雨傘、熱水瓶以及從行人那裡收繳的其他日本商品，西方媒體將此形象地稱為“草帽戰”。一個叫瑪加瑞特·莫尼格的美國傳教士對西方記者說，她的女傭拒絕購買英國霍利克公司出產的麥芽奶粉，因為它只在日本商人開的商店裡才出售。很多地方的商店被要求貼上這樣的標語—“自今天起，本店鋪決不出售日貨。”10月的《新聞報》還刊登了一則報道，江蘇省一個縣的學生調查隊發現，一家商店裡的火柴有問題，它的外包裝上印有“中華民國萬歲”的字樣，而實際上卻是日本火柴，學生們當場銷燬了這批商品。

在沿海城市和湖廣地區還出現了一種叫“愛國十人團”的組織形式，它以十人構成一個小組，十個小組再構成一個更高階別的組織，參加者發誓只消費中國貨，並確保和監督同組成員也這樣做，他們還挨家挨戶地傳送傳單和做鼓動工作。據報道，僅天津一地就有數百個“十人團”。

“五四運動”在7月份達到高潮，日本對華出口幾乎斷絕。抵制效果從後面兩年的貿易資料中清晰地呈現出來。1920年，日本對華進口額比1919年下降，損失達2　915萬美元，而其他國家的對華出口卻增長。1921年日本對華出口又同比下降8　696萬美元，同期，其他國家的進口則增長30％以上。美國經濟學家認為，這說明從1919年開始的抵制日貨運動，無論中國付出了什麼代價，都已成功地造成了日本在貿易、航運和工業方面的重大損失。據當時觀察家的記錄，抵制運動在華東地區推動了民族棉紗業的發展，在華南則為菸草和針織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市場環境。時任美國駐中國大使保羅·雷恩斯在寫給國會的信中就認為：“它給中國工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動力，並且給製造商和政府一個提示，即什麼是一場刺激國內工業發展的運動應該做到的。”①　txt小說上傳分享

1919廣場背後的人（6）

與此同時，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在震耳欲聾的愛國呼聲中，天性反對動盪的商人們還十分注意抵制運動的邊界，不使之滑向社會秩序全面崩潰的境地。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企業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儘量把運動的邊界侷限在非暴力的範圍內。他們多次撰文呼籲，“惟予竊欲警告國民，萬不可任令群眾再有激烈行動”。

6月份，就當紗廠聯合會決議聯合罷業的時候，榮宗敬曾經為此專門設宴招待歐美商人及外交人士。他解釋說：“（敝國）歷受諸貴國文明感化，雖罷課、罷市、罷工達十天有餘，而仍安靜如常，絕無一毫暴動，當可邀世界諸大國共諒。”接著，他講了一番很有技巧性的話：“敝國人士，一致戒用日本貨，而歐美諸大國之貨暢銷敝國，至好時機也。歐戰四年餘，諸貴國銷行東亞之貨，被日本國爭攫殆盡，今公理戰勝，諸貴國正可廣造物品暢行東亞，今為在席諸公賀，而彼此聯絡友誼更加密切。”言下之意，中國抵制日貨，大大有利於歐美商品迴歸中國市場，道理所及，當然很是引得歐美人的歡喜認同。

除了推動消費市場上的抵制運動之外，企業家們更利用這股愛國熱潮，奪取了產業經濟的某些主導權。麵粉和棉紗“兩料大王”榮宗敬就做成了兩件很有利於民族產業的大事。

從1919年的夏天開始，榮宗敬就四處奔走，聯絡麵粉業人士，自行組織麵粉交易所。當時在上海，日本商人開設了麵粉取引所（交易所），經營面、麥的期貨交易，基本控制了上海市場的原料和成品的價格，華人企業多年仰其鼻息而無可奈何。榮宗敬乘群情激奮之際，提出自辦交易所，擺脫日本人的控制，此議得到同業的一致響應。1920年1月11日，中國機制麵粉上海貿易所（後改名為上海面粉交易所）宣告成立，籌集股本50萬元，榮宗敬、王一亭等滬上面業大亨均為理事。

同時，榮宗敬積極籌建紗布交易所。作為上海最重要也是那些年贏利最強的民族產業，棉紗的原料期貨交易也被日商開辦的取引所掌控。每年的棉花和紗布交易量非常大，各棉紗廠雖有心掙脫日商控制，但是也很擔心操作不